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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之观察：……俄罗斯政党政治改革之“第一阶段是从俄罗斯联邦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到１９９３年１２月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在这一阶段，在俄国出现了成百个、甚至上千个形形色色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它们的政治纲领和主张不一，组织情况也差别很大。（这个现象正好说明革命改革前的反对势力阙如。——自立）
——“在拥护叶利钦的右翼‘激进民主派’政党和反对叶利钦的以俄共为首的左翼政党及其他组织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示威游行等街头活动。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叶利钦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激化（斯托类平时期杜马鼓吹暴力，渲染革命，支持民粹，取消宪治，反对改革，是为前例；见索尔仁尼琴《红轮》——自立），最终导致炮轰‘白宫’流血事件和解散议会（是为反向西方议会政治之叶利钦政治；这个政治双刃于剑，导致总统权力坐大——实际原因还是俄罗斯没有前改革时期成熟的真正的健全的议会政治所致。——自立）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宪法宣布：‘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组成社会联合组织的权利’。这奠定了多党制在俄罗斯的宪法基础。”（有基础还是无基础——这是一个问题。——自立）
——“苏联解体后，以叶利钦为首的右翼激进自由派在俄罗斯掌握了国家政权。”“……２００２年４月‘统一俄罗斯’党成立，从而使普京总统在议会中获得了比较稳定的依靠力量。”普京操控政党政治起步。
——那么，普京的政党特色，权限和地位（相对于议会和政府）如何，资料表明之（同上）：
——“首先，俄国还没有实行由议会多数派政党组织政府的制度。在西方国家，通常由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多数派政党组阁，经议会批准后行使职权。在俄国则不是这样。按照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政府总理由总统提出人选，但须经国家杜马同意。如果杜马三次否决总统提出的人选，总统可以任命总理，同时解散国家杜马，进行新的大选。可见，俄国实行的实际上是‘总统集权制’，有的学者称之为‘超级总统制’。政府总理名义上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实际上只对总统负责。现在的卡西亚诺夫总理就是由普京提名经杜马同意担任这一职务的，而不属于任何政党。在俄罗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目前‘统一的俄罗斯’党虽然已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许多人把它称为‘政权党’，但其多数党地位并不是在选举中获得的，而是通过在杜马中的各种政治运作而形成的。俄罗斯政党制度要完成向西方式多党制的转型，必须对宪法中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普京总统本人也曾说过，在条件成熟时，会实行‘按政党原则组阁’。但是，什么时候条件才算‘成熟’?普京对此没有作出明确回答。
——“其次，俄罗斯目前存在的政党除了少数几个党有严密的章程、明确的纲领、健全的组织系统和稳定的群众基础外，其他的党都比较松散，党员流动性很大，不能正常开展组织活动。有些党的章程和纲领只是为了在司法部登记而写成的，缺乏认真的论证。有些党只有领导人，没有多少基层组织和党员。有的党主要依靠‘寡头’的支持。这些问题说明俄罗斯政党制度还不够成熟。
——“第三，俄罗斯目前虽然初步形成了由左、中、右三派政党组成的多党制格局，但是，每一派都有几个党。……俄罗斯要实现普京所设想的‘两党制’或‘三党制’，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这与其说是走向多党，不如说是削弱之。另外一处资料显示（资料3），“2004年5月26日，普京在向联邦会议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表示，2000年以来，俄罗斯‘首次实现了政治经济稳定’，其中政治稳定的一个最主要标志就是：近10年来‘政权党’首次获得议会多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结束了贯穿叶利钦时期议会反对派与国家执行权力机关的长期争斗，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抗衡变为合作。
——“为建立和巩固‘政权党’，普京积极推动政党体制改革。其改革思想早在执政之初就已形成。
——“2000年7月，在谈到俄罗斯政党体制存在的问题时，普京指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经验证明，这种组织一旦从特定环境转入竞争环境马上就会夭折。’”
——“ 可以看出，在对待政党的态度和建立成熟政党体制问题上普京与叶利钦有着很大区别，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主要有二：
——“(1)普京执政后的政党格局已发生了变化。叶利钦时期，以俄共为首的政府反对派始终控制着议会多数，而政权‘人为’建立的‘政权党’在议会中根本无法与政府反对派相抗衡。普京执政后，利用民众社会情绪的变化，有意促成中派政党的联合，已有在议会现有党派基础上组建强有力‘权党’的可能。同时，他对俄共等议会反对派采取分化瓦解与重点打击的方针，动摇了俄共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
——“(2)普京与叶利钦政权所依靠的社会政治力量不同。叶利钦依靠的主要是‘金融寡头’和‘家族’势力，对政党则采取利用或压制的策略。普京所依靠的主要是民众和强力部门的支持，并始终与‘金融寡头’和‘家族’势力保持距离。”（资料3）
是的，普京的权力意志一旦得逞，俄罗斯改革势必面临北京人大、政协那样的“多党”和“议会”状态——关键问题是，普京这个“超级总统”会不会朝向真正意义上的多党，抑或，完全相反。俄罗斯政治路径，从来没有施行过欧美方式，抑或，基本上处在积弱和虚置阶段。从维特和斯托雷平改革时期以来，俄国杜马就扮演着一种符合涅恰耶夫和列宁的角色。俄国暴动传统滋生的十月革命传统和二月革命传统，并未让西方革命、改革、分权、制衡系统真正成熟和运作起来（二月革命，始终伴随着德摩克力斯剑之威胁——十月革命——而十月革命的终极价值，就是伴随着二月革命以前，一直以来存在和发展的俄罗斯民粹暴动）。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最大助力，来自朱可夫的寡头支持；其成功来自其台上、台下运作，并未看出有民间势力和势道参与政治进程——那些索尔仁尼琴，那些萨哈罗夫加之那些伟大的文学家，音乐家，哲学家并未参与到戈巴乔夫直接的政治变化进程之中——说他们仅仅是伟大道义的、尊严的、非面包（含面包）之改革精神载体，固然未错，但是，政治路径，并不是他们先在之巡神派，路标派，后进之诗人、学者、科学家可以外在于之之进程。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绍述之苏联改革之内，外部因素如此。这些外因素，源自西方世界之强大冷战压力，冷战价值和冷战思维——一些反对冷战者，极力回避反苏冷战的功德，是乃歪曲历史和价值之绥靖主义乱说——这个伟大冷战价值正是苏联解体和美国得胜的原因。可惜，美国压制逼迫和瓦解苏联的同时，沆瀣毛国中共，使得苏联瓦解，中共崛起。这是战略和战策的一中得失，一种转换和辨正。
而俄罗斯/苏联内部反对党及反对派让出政治参与，留下政治真空之举，造就了现今俄罗斯的政治普京化。这些政治因素阙如，就在于俄罗斯人一直以来不知道如何借鉴之政治路径，是源于西方方式的反对党、反对派，议会政治之真谛，而不是俄罗斯特色可以取代的；参与之而非徘徊于外之纯精神追求留下的一种空白；这个空白即是，专制寡头前有列宁，后有普京，就会乘虚而入。这是历史，也是现实。这是非常可悲的俄罗斯价值或言非价值操作之结果。这个水果就是毒果的结果，让那些过分夸大戈巴乔夫作用者，在普京复辟面前汗颜无适，毋庸赘言。这是我们看待普京这个KGB玩弄民主，摧毁之，异化之，酿成的大悲剧。
总结而言，如果说“苏联改革模式”并未以因为戈巴乔夫模式而走向所谓进步而是倒退，那么，美国扮演的前冷战角色和后扮演的政治绥靖主义、模糊主义和妥协主义，正是普京可以玩弄民主于鼓掌之上之另一大原因。这个普京主义，倒退苏联/俄国改革之事实，并不会因此罢手——下一个玩弄民主的高手或许出在中国，中国现在的政治舆情，正好是掌握宣传、经济、政治、社会资源之太子党及其右翼附庸。这个迹象说明，如果中共巧施普京主义民主自由之伪，那么，中共软、硬势力相互作用于中国民运的可乘之机，就会大大发挥和得势。这是我们估价普京倒退带给国人和民运的一个启示。也是问题概述之要点。以俄为师的今后悲剧会不会上演，亟待中国有识之士再三、再四严重考虑之。
换言之，如何走向，中国明天，是不是普京今天？是为严峻之问也。
（注：资料援引自李兴耕、薛福岐、李雅君诸公有关文章。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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