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康定斯基Anton Kandinsky绘画，荣伟 David Rong提供）


艺术家艾未未失声了。艾未未博客已被关闭。“温州动车事件”中,我们没有听到艾未未的声音。近日在台北举行的他的特展是以“艾未未，缺席”来命名的。有人会说，中共政权再次成功地用绑架和失踪让一位勇敢发声的批评者沉默了下来。其实，当中国官方媒体和御用文人圈早已被“大国崛起”、“红朝盛世”和“中国世纪”所淹没时，中国最受民间追捧的行为艺术家停止了行为艺术，中国最红的博客作者停止了发声写作，这种明显的缺席和给众多热衷者带来的深深失落，倒成了“和谐社会”的最大行为艺术。刘晓波的“空凳子”和艾未未的“缺席”时刻提醒着人们：一个自奉“马列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政党，已经将中国社会“和谐”到如此地步，以致它的内部已经没有了对立统一，“辩证法”也已被废弃和超越。

在一次与笔者的私下谈话中，一位身居南洋的中华文化大师精辟地总结到：任何一个专制政权都需要两类宦官去维持和支撑：“生理上的宦官”和“思想上的宦官”。今天望眼长城内外、海峡两岸三地、和欧美亚非拉，我们都可以看见自废思想、精神武功的各色人种，利令智昏，向着光芒万丈的北京金山趋之若鹜。

有顶着诺贝尔奖褪色冠冕的大师去中华大地捞名、捞利和骗色。难怪会有诺奖科学家赞誉今日中国的体制好过西方民主。也有大师级的诺奖获得者预言中国在2040年会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占到全球生产量的40%（与此相比，美国只有14%，欧盟只有5%），人均GDP达到八万五千美元，那时中国的城市居民会过上比法国人好两倍的日子。也有善于预测大趋势的术士到中国帮着政府忽悠百姓，大言：“中国正在创建一种全新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基于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它在建立一个应对西方的反模式，正如两百年前美国创造出适应自己历史、社会和价值观的制度。就政治和经济而言，中国已经走完模仿的道路，正矢志建立成一个世界级的创新国家。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不仅会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会用自己的模式挑战西方的民主。”

也有海外华人学者游走天朝和欧美之间，里外通吃。例如一位在日内瓦工作的国际关系教授在中国出了大本红皮书，完全无视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利于国际经验（例如东亚模式和市场经济）和国际环境（例如海外华人资本、全球生产链的变化和重新分工、世贸组织等），却大谈一个“内源性主体文明”的崛起和由此造就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视中共的意识形态来源于德国的马、恩和苏俄的列、斯，却大谈“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只能源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无视全球经济动荡还在演绎甚至恶化（包括中国在内），却大谈“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更为可笑的是，这位身居瑞士数十年的“国际通”告诉中国人，中国的住房拥有率超过了瑞士（瑞士房和中国房如何比？乡下家里的房子如何成为城里打工的民工福利？）、苏州的发展超过瑞士，等等。让人更为困惑的是，当中国政府加紧钳制艺术创作、推行新闻审查、关押和失踪艾未未、中伤和冷淡汤唯、挤压冯小刚喘不过气来、收编和圈养张艺谋时，这位学者却发出了“中国电影人最终超越好莱坞应该不是梦”的梦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我们看到的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匹夫”，他们尽管没有千乘之骑，倒也不缺欧美日名车，更不会被衣食住行所困扰。可就是这样，他们也不愿保有一点“谋道不谋食”的知识分子的担当，而是攀权附势，为虎作伥，恃强凌弱、去愚弄百姓。正是在这样的无奈之下，艺术家艾未未才不得不出手，在杨佳案、四川地震校舍垮塌等事件中，路见不平，作狮子吼。

在当下中国，有的知识分子为了说出真言，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例如刘晓波）；有的付出了家庭分裂的代价（例如郭飞雄和高智晟），有的不得不亡命天涯（例如廖亦武），有的失去了归家的自由 （例如严家祺和高皋夫妇）。艾未未不仅遭受到了皮肉之苦、精神折磨、使家人担忧、让员工受扰，而且还因为争自由，遭受到世界头号专制政权和政党炮制的人格侮辱和名誉损伤。从艾未未的经历可以看到，如果有中国人想站立着对政权说话，这个政权就会强迫你永远踮在自己的脚尖上，直到你身心双重崩溃，宁愿选择羞辱地跪下，而且还会对迫害你的人和政权感激涕零。

但对于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和国内的体制内文化人来说，说真话至少不会有身家性命的牺牲。更针对于海外的华人学者来说，付出的代价无非是克制和牺牲一些欲望。印度经典《薄伽梵歌》（第三章）说过，欲望（情欲）共有三种：色欲、心欲和智欲 （“根、心、智”）。“色欲”无非是眼、耳、鼻、舌、身所能感知的肉体上的快乐，酒池肉林、声色犬马属于此类。“心欲”无非是父母离别、兄弟爱人、亲情家园、落叶归根、光宗耀祖之类；正因为亲情如此重要，中国政府惯于用“上黑名单”、“禁止入境”的杀手锏。“智欲”也就是党政领导接见、千里马遇伯乐、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在人民大会堂朵颐、在名家讲坛上论道、在大学里兼任“长江学者”、在海外主持孔子学院、或者是出红皮书，等等。一旦想透，也不难做到以无所得而心无挂碍、无有恐怖，从而远离颠倒梦想。其实，典当出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变成道德模糊、名声狼藉、却又像“威尼斯商人”那样贪财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毕竟，无论我们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我们的后代子孙都必须面对我们强加给他们的遗产。

所以，艾未未，或者说以艾未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海外华人学者有一种期盼，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无法发声的知识分子和“天朝屁民”代言。纽约当代艺术独立策展人荣伟说起，去年在艾未未工作室，他对“草泥马挡中央”行为艺术表达出欣赏时，艾未未面带真诚地对他说：“你们在海外不需要绕着弯说话。”是的，在海外的华人不仅不需要“绕着弯说话”，更需要挺直着腰脊梁说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为了不辜负朋友的期盼，在2001年九月到十月间，荣伟先生在纽约举办了《中国主义China-ism大型主题展第二回：关于民主与经济的对话》，主题艺术家是安东-康定斯基（一位来自前苏联的画家）和艾未未。我有幸被邀请，与艺术家、建筑师和文艺批评家一道讨论艾未未与中国主义、中国民主和经济等话题。

这次画展和研讨会的策划人荣伟写道：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那么当代中国艺术，或许将是或者已经是当代世界艺术的最后一粒“伟哥”。中国主义（Ｃｈｉｎａ—ｉｓｍ）已经成为一道无处不在的风景线，如何解读中国？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日益堕落的世界的“救星”，或者只是当代艺术虚构的一个“神话”？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如果说中国在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正式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崛起”的中国，让世人刮目相看；那么当代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仅仅因为捍卫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艺术创作自由，而被中国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关押81天，引起西方乃至全世界艺术家的公愤与公众舆论的哗然，可以说在一夜之间将中国政府近年来精心打造的所谓“软实力”化作灰烬。纽约古根汉姆艺术博物馆当代亚洲艺术资深策展人亚历山德拉-蒙露在纽约艾未未12生肖雕塑展开幕式上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当代艺术！在人类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世界都在分享民主、自由、正义等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普世价值，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经济大国却仍然顽固的坚持专制、封闭、愚昧与愚民政策，与人类文明发展倒行逆施，这正所谓“不是世界文明要挑战中国政府，而是中国政府要挑战当代世界文明”。

那么，什么是“中国主义”？“中国主义”是一种叔本华意义上的“表象”， 一种“表达”和“现象”，一种“再现”和“再表述”。其核心内涵是，表象所代表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其真实价值，甚至根本没有使用价值。无可否认，“中国崛起”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过去三十年的一个奇迹。但是，中国90%的民众从中获得的利益却是大打折扣的，尤其是被剥削的农民工和被抛弃的下岗职工。从中国掺水的GDP到添加三聚氰胺的婴孩奶粉，从政治局常委染出的乌黑头发到四川地震中垮塌的“豆腐渣工程”校舍，从央视军事评论员张召忠到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用地沟油炒出的豪华盛宴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股票，从失灵追尾的动车到纽约街头贩卖的中国货，都可以看到一个相同点：伪劣。这种人为地营造的“崛起”泡沫和漂亮光环可以迷惑和俘虏许多人，从而大规模制造出旁观者的倾慕和表演者的兴快。最后人们就活在类似于柏拉图的“洞穴和影子”的美丽世界中，不过它有一个新名字：中国制造的“山寨中国”。

具体说来，“中国主义”有四大意识形态的支柱：唯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和无神论。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竭力压制和试图消灭人民的宗教情怀，把信教变成了一种犯罪。在日常生活中宗教实践和传统的丧失，使得培养和发育道德情感的土壤贫瘠化。当一个民族背叛了宇宙终极和精神超越后，对上帝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对灵魂的丧失。印度的一位哲人说，在蒙昧状态，人们认为自己是“有灵魂的肉体”；只有到了获得真知和启蒙后，人们才会认识到自己是“有肉体的灵魂”。（见：Swami Chinmayananda, Commentary on The Holy Geeta, Central Chinmaya Mission Trust, 1992, 2008, p. 106）但今天的中国大地，体制内的人只把自己看作“没有灵魂的肉体”，也就是说，中国的统治社会甚至是生活在低于蒙昧状态下的一种状态，亦即“邪恶的状态”。这种邪恶表现在全民族普遍的拜金主义，信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把肉体的动物层面上的生存看为生命的终极意义，把没有神性、没有思想的实用主义生活方式作为生命的智慧。在这里，道德已经破产，精神已经空虚。但就是这样一种低级形态的生存状态却被包装成一种幸福生活，平庸被作为创造力来推销，奴役状态却被以最高层次的“解放”和“和谐”来强加给人民。结果，平庸更进一步走向了荒诞。这必然把艺术家艾未未推向反叛者的立场。

艾未未显然不是中国真正的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他是拥有特权、并可以行使它、可以以此凌辱他人的人。但反叛的缘由可能来自自身，也可能源于他人。对一个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和不忍之心的知识分子，他人尊严的丧失犹如自己尊严的丧失，他人的受屈辱、被奴役状态就是自己的不自由。正如加缪所言，“反叛是一个意识到他自己权利的觉悟者的行为。”（Camus, The Rebel,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1, p.20）反叛可以是一种个人行动；也不排除它可以有个人中心主义的动机。但一旦反叛产生，它就必然会向整个社会发出呼吁，也就具有了集体团结的特征。这也是加缪所说的，“我反叛，故我们存在！”(同上，第22页)一个个人的反叛者的最大社会贡献在于他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的集体生存状态。在中国社会中，艾未未正是这样一位反叛者。

有一群又一群的人在大谈“中国崛起”、“北京共识”、“中国挑战”时，有成批成批的海外华人对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的派头引以为荣时，为什么艾未未却要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挑战有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专们训练的群体呢？也许我们可以从叔本华有关“美的体验”的论述中得到点启发。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写道：

因为意志不是理性的却又控制着每一件事，世界就不可能被理性的方式所理解，而只能通过美的体验来达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是没有意志的超越性的真实存在。因为艺术不屈服于科学和合理主义，它是理解的最高形式，使获得自由成为可能（无论多么短暂），这种自由不是已知的自由，而是逃离已知的自由。（转引自：Daniel Kolak and Garrett Thomson, The Longman Standard History of Philosophy, Pearson Longman, 2006, p. 748）

首先，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都已经完全成为“理性主义”（也可以称为“合理主义”）的手中玩物；众多的学者和科学家们在现实的政治框架下完全丧失评判精神和创造力，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热衷于论证“存在即合理”。当有学者在欧洲论坛上吹嘘“中国模式”展示出的“生存智慧”时，其逻辑思维和审美情趣基本上是在说：苍蝇比蜜蜂繁衍更快，生命力和适应力更强；因此，苍蝇比蜜蜂更有生存智慧。如何帮助中国人跳出人性被动物本性所淹没的通向下界之路，没有屈服于合理主义科学的艺术成为了最后的杠杆。当下的中国人不乏圆滑、狡诈、谋略和思辨，但真正能去感觉、感知中国社会，相信直觉和常识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艾未未、廖亦武、韩寒等人都是中国的另类。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逃避“真实的存在”，因而还保有“理解的最高形式”。而艺术家正因为还难以放弃对美的追求和体验，所以宁愿选择蜜蜂的生存方式，在鲜花芬芳中忙碌，把恶臭的垃圾堆留给成群的苍蝇。蜜蜂的致命弱点还在于，为了自己的尊严，它会蜇刺，并付出生命的代价。

其次，从专制政权和专制者的角度来看，一个从未获得过审美情趣和美学体验的中共政权，不仅吸引了一大堆苍蝇，而且也乐于在苍蝇的嗡鸣声中自我陶醉。自命清高、而且还桀骜不驯的蜜蜂难免不让专制政权厌烦。一个个人和一个政权的本性是由他/它的行为塑造、决定和彰显的。很难想象一个邪恶之徒会把他的生命献给良善和美丽的事业。而艺术家却是把全部身心投入于美的事业的（参见Norberto Kepp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 New York: Proton Publishing House, 1986, p. 215-221）。他们对于人类现存的生存状态的弊端和邪恶更容易体验到，也更难以容忍。艺术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对现存制度的批判精神和对新生活方式的创造力都优于其他人群。专制政权必然难以产生和容忍艺术家；共产主义革命造就的专制政权尤其如此。中共政权对艾未未的迫害只是共产主义政权系统迫害艺术家的一个最新例子。

最后，艾未未“颠覆国家政权”的能力还在于他用荒诞的艺术方式把中共政权的荒诞暴露在世人面前。中共政权的最大荒诞还不仅仅在于自由的匮乏，而是它对自由的拒绝和辱骂，并把奴役当成自由叫卖。而艾未未不仅想要得到“已知的自由”，例如那些在他所生活或访问过的中国以外的国家所习以为常的自由，像空气一样重要却又不时常意识到的“言论”、“敬拜”、“结社”和“反对政府”的自由；更危险的是，艾未未还想得到“逃离已知”的自由。艺术的创造力来自于艺术家不断远离已知世界、探索未知世界的冲动和能力。因为艺术具有超越性的特征，艺术家必然被叔本华看作最接近世界终极、或者说最接近上帝的人。当中国人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上还只停留在动物性的生存满足阶段，而没有进入“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考阶段，更是远离思考终极和追求永恒的神圣人生阶段（也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常说的，“活出神性”），作为真正的艺术家生活在中国是很不幸的。所以，“特立独行”是中共政权代言人给艾未未定的罪。

在艾未未遭受81天的囚禁放出后，他还面对着“取保候审”这把悬剑。有朋友问他“会不会还像以前一样说话发声？”艾未未回答：“跟以前的我相比，大的方面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我是一个不喜欢重复的人。如果说话让我失去自由，那么，我会换一个别的表达方式。”可以看出，“不喜欢重复”还照样透露出艾未未不变的本性；但我们也同时看到，艾未未对自己过去的战略承认了失败。他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的遭遇、我做的事，現在看起來，显得那么虛无和虛妄。”是什么原因让艾未未产生这样的思想转变的呢？

前面我们谈到加缪论述的反叛者个人动机和集体团结的关系。在监禁中，艾未未毫不犹豫地对审讯他的警察说，“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你们难以想像的，我比刘晓波、胡佳、高智晟这三个人加起来影响力还大。”从这儿我们感受得到艺术家艾未未的自我中心和自我估价。但他的“虚妄”并非他的致命弱点，导致他感到“虚无”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中国人，包括他的同行艺术家群体、他的追捧者（“粉丝”们）和普通民众的过高估价和过高期望。我们再回到加缪的论述：

至少在我看来，真相是：艺术家是在黑暗中摸索。他就像一个普通人，无法把自己与世间的苦难分离开，同时却又热烈地渴望独处与安宁；他梦想实现正义，自己却成为不义的缘由；尽管他自认为自己是在驾驭，事实上却被比他自己更大的马车拖着走。在这样一个竭尽精力的冒险中，艺术家只能从他人获得援助。像所有人一样，他会从喜悦、忘却、友谊和倾慕中获得支持。就我自己而言，我经常从丰富的思想中获得希望。像今天的许多人，我也厌烦批评、毁谤和怀恨；简言之，我厌烦虚无主义。我们必须迅速、坚定地谴责该受到谴责的东西，这很重要。同时，我们又必须对值得称赞的大加赞扬。归根结底，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为一个艺术家，因为即便我的作品是在否定，它也同时在维护某种东西、在对我们苦难却又壮丽的生命表达敬意。（引自：Albert Camus,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60, pp.238-39）

当胡佳被投入大牢深处时，全中国保持了沉默。当高智晟被失踪时，全中国接受了这一现实。当刘晓波被恶判11年却被国际社会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时，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多数还是明哲保身。艾未未估计自己的当量是上述三人的总合还多，但当他被失踪80多天后，中国却依然是死水不起波澜。中国人没有勇气谴责应当谴责的，没有热情赞扬应当赞扬的。这样的现实不能不让他冷静下来，并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全民身上，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不是他一個人能改变的，而是全民，包括提审他的那些国家打手。”（见貝嶺， “九死一生──艾未未的八十一天囚禁生涯，”  《纵览中国》，2011年10月29日）又如加缪所说，“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可能是一个成功或失败，他的人生也可能是一个成功或失败。但如果他能告慰自己，因为他的长期努力，他已经缓解或者减少了人类承受的奴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得到了认可，他就可以原谅自己了。”（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p. 241）艾未未可以告慰自己，他也可以原谅自己，并得到爱好自由的人的谅解。当一个民族并不以自由为生命的根本目标、不以民主为根本的生活方式时，“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者只会遭遇冷漠和背叛。艾未未是这样描述那样的困境的：“我和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整个人置身在黑暗之中，我担心我就这样悄无声息，没人知道我在哪儿，永远没人知道。我就像粒小黄豆，掉在了地上，滚到了某个角落的地缝里，发不出声音，永远被搁置在那儿，每一天都太过漫长。”（见贝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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