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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逃迁策略不仅令官商更加不负责任和恣意妄为，还会将芸芸大众引向悲观主义的精神深渊
中国当代移民史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从1986年到2011年，仅仅25年，它就经历了六种重要变化，成为中国时局的一种精密映射。
改革开放之初，也即1986年到1989年之间，大批中国青年试图到西方学习并体验生活，由此引发读书和打工浪潮。其中去美国以留学为主，去日本、澳洲和加拿大则更多是以留学为名打工赚钱。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早期前往西方的青年一代，大多已获得绿卡并完成身份改变和资本积累，开始大规模办理亲属团聚手续，由此引发中老年的福利性移民浪潮。这个浪潮的内在目标，是享受移民国的社会福利待遇，而其背后，正是中国医疗与社保制度的严重残缺。
21世纪初，中国官员、商人和中产阶级上层，热衷于将子女送往国外留学。但跟第一阶段相比，留学年龄普遍下降，多以中学生为主，欧洲街头甚至出现中国小学生的身影。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考扩招和应试教育体制的建立。中小学生出国留学，是为了躲避这种畸形制度带来的教育危机。此类留学浪潮，如今扩展到香港和新加坡，鉴于其华人文化背景和双语教育机制，更成为家长热切探求的对象。
21世纪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官员家属开始大量携带巨款，以商业投资移民为通道，移居美、澳、加等国，加拿大甚至出现所谓“大奶城”“二奶城”的传说，而这跟官员贪腐引发的职务危机密切相关。这是所谓“裸官策略”的某种体现，它制造了“一夫顶缸，全家外逃”的古怪局面。
以资本家黄光裕入狱为前兆，关于国进民退的“传言”，从2009年开始甚嚣尘上。这一“商业危机”促使一些亿万富豪谋求移民并试图向国外转移资产。另一方面，各国又因经济危机而降低商业移民门槛，吸引中国资金。如美国今年8月开始，把商业移民条件放低到50万美元，资金用于可选项目的借贷，尽管当局不提供任何担保，更需创造十个就业岗位，但还是吸引了大批中国商人。这场移民潮，令多年来的投资移民运动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由此引发澳、加房价飞涨和社会秩序混乱。加拿大政府最终不得不提出每年700人的名额限制，以阻遏中国移民的“大举入侵”。
最新的第六阶段从2010年起，鉴于国内政治生态改变，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加快了移民步伐。知识分子群体中甚至出现了“倒计时心态”。这种心态感冒般在四处传播，加剧了寻求移民的恐慌性浪潮。
中国移民史的六种变化，情节错综，跌宕起伏，犹如一部精彩的电视剧，其间包含了五种引人注意的趋势：由求学和知识性为主题的移民，向经济和政治领域转变；由个人移民向家庭团体移民转变；由单纯的求学、求职的个人事业发展，向避害性逃迁转变；由美、澳、加、日等国，扩展到世界各地；由出国打工赚钱，向带钱出国消费享乐转变；由移民的单一理由（如教育），而向总体化（教育、经济、文化、政治）方向转变。
所有这些移民的加速进程，都是泰坦尼克故事的中国式表达。以船长为代表的官员们审时度势，事先安排好家属的撤离，他们是弃船策略的源头；头等舱旅客，作为上层精英阶层的代表，最先得到警告，提前撤退，成为弃船策略的最大受益群；豪华大厅里纵情歌舞的大多数游客，对游轮的危机浑然不觉，他们醉生梦死，继续沉浸在狂欢之中；危机发生之后，下等舱的旅客，作为中下阶层的隐喻，因逃生通道被上锁而无路可逃，只有少数人奋力抗争而逃出生天。
这一象征只能用以描述某些官商们的末世心态，而非关于中国未来的预言。向外移民本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开放性政策，有必要长期保持其连续性，以便提供生活的多样性选择，但中国官商们的“泰坦尼克策略”——一方面在政经前沿留守，继续牟取权力和暴利，一方面又事先安排撤退路线——却会深刻改变中国历史的运作方向。这种策略不仅令官商在本国事务中更加不负责任和恣意妄为，还会将芸芸大众引向悲观主义的精神深渊，进而动摇社会根基，最终演变为真正的民族国家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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