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国官方正在鼓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代表与控制文化发展方向的内治外输战略鸣锣开道。官方媒体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任务，是一项基础工程、灵魂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和根本。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基固本，进一步坚定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如此“核心价值”误导中国

当今官方要向公民灌输的所谓“核心价值”，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本是人类对抗历史时期反映阶级斗争思潮的一种集大成的烟筒、围墙工业政治学说。这个主义宣布要彻底消灭一切私有制和剥削者，埋葬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怎样消灭私有制和剥削者？《共产党宣言》给出的药方就是进行暴力革命，实行公有制与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共产主义幽灵”，其实就是一种用暴力掠夺一切政治权力与私有财产为实现方法所推行的主张及其运动，并由此形成了国家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在这类国家中，政治上以阶级专政名义取消了人人平等与个体自由；在经济上以主体虚拟的国家“公有”幌子，取缔了财产私有的合法性；在文化上，则用阶级斗争哲学割断了“人本主义”的普世化发展。如此主张及其运动，直接扰乱了资本世界性扩张的自然进程，导致了世界性的东西两个阵营的分裂灾难。

中国更是在落后的农业社会中，接受了这个主义的误导，发展出“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思想及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并被武断为是“中国人民的必选择”。结果这种道路被社会实践一再验证，不过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于是，中共在全球共产运动衰败的大背景下，开一次党代会，用所谓邓小平的“猫论”，就可以把资本家再请回来，给剥削者戴红花，而且土地包给农民，以公有名义进行地租盘剥，“社会主义救中国”变为“资本主义救中国”。于是，中国开始了打着“特色”招牌，推行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独立工会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间社会对治的；只接纳资本扩张全球化，不接纳普世价值全球化的“北京模式”发展道路。在如此“模式”上滋生出的“核心价值体系”，真得就成为了中国大地上再也找不到躯壳的“幽灵”了。

既然官方声称马克思主义是“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与灵魂。本文就套用其“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位来点击一下，当今官方一定要代表与控制文化发展方向的这个“核心价值”的中枢命穴。

经济上丧失了执政基础

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理解，共产党是以实现公有制为立党之本的，从它诞生那天起，就自誉为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其进行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所有政治行为，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然而，他们今天却在“四项坚持”的招牌下，完全解构了其赖以执政的经济基础——公有制。此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改革之初的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4237亿元，其中国有工业3289亿元，集体工业948亿元，城乡个体工业和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为0，非国有工业总产值仅占总产值的22%.而199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99492、8亿元，其中国有工业28682、9亿元，集体工业40167、3亿元，城乡个体工业16438、2亿元，其他经济类型工业14204、3亿元，非国有总产值已占总产值70%以上。1996年，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2700多万户，私营企业81万户，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金达5900多亿元；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6100多万人。1986年至2005年，全国社会总资产年递增17％，其中公有制经济年递增13％，低于平均增长幅度；非公有制经济年递增30％，远高于平均增长幅度。2001年至2005年，非公有制经济资产的增长呈越来越快的趋势，5年增长1.5倍，其中私营经济增长2.1倍，外资经济增长1.3倍；而公有制经济资产的增长呈越来越慢的趋势，五年增长38％，其中国有经济增长47％，集体经济增长18％。这样，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从1985年的94.1％下降到2000年的63.4％、2003年的55.8％、2005年的48.8％；非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从1985年的5.9％上升到2000年的36.2％、2003年的44.0％、2005年的50.9％。2006年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近年来，通过租赁、出售、兼并、股分合作等形式，国有经济基础所占的比重进一步下降。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且已向电力、铁路、邮电、航空乃至国防工业等重要部门扩展。

这些统计数据的本身，有力的印证了“邓小平理论”30多年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进行以“经济人”（亚当。斯密用语）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对公有制进行股分化或私有化的蚕食性改变，和鼓励剥削，并使权力与资本结缘，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向官僚特权阶层，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态。由此导致了大批工人失业，农民失地，“无产者”论为无饭者，整个中国贫富两级分化，分配体系紊乱，社会严重不公，进而激化了官民对立，劳资矛盾。依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中共不可能成为劳资冲突的中立人或仲裁者，其“核心价值体系”既不可能代表资方，也不可能代表劳方，其公有制基础上的执政地位自然也就失之无据了。

政治上瓦解了执政资格

套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公有制的改变，必须导致以推行这一制度为已任的执政党丧失执政资格。改革开放至今，中共一方面需要新生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等价交换观念和对利润的自由追求，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压制他们的民主自由要求；一方面声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方面又把他们伦为社会最低层的人。今年11月17日，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裕元工业区裕成制鞋厂6，000多名员工走上街头大游行，抗议工厂大幅削减奖金，声势浩大、场面壮观，导致当地交通瘫痪。当局出动近千防暴警察镇压，多名工人被警察打伤住院，19人被抓捕。曾有一位独居慧眼的英国记者在的《星期日电讯报》上挖掘了中共在外资企业中的态度：“工会几乎被禁止开展活动，原因是害怕吓跑还在的资本家”。在这个国度里，“工人阶级的政党”竟然剥夺工人的抗争权，可见其认识颠倒，行为错乱到何种地步？无情的历史最终将迫使中共作出这样的决择，是坚持以“经济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改革，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信条？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放弃市场经济改革？在这样一种逻辑公式中，按共产党人的旧文明思维定式推理，不可能既是A又是非A，更不可能“三个代表”。

而事实上，当今中国的权力阶层，已经蜕化为新生官僚资产阶级。此据中国官方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报告披露：现在中国亿万富豪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多亿。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5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是高干子弟。在这五大领域“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中国官方新华社也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已经发生分化、重组，出现特权利益集团。特别是所谓”红二代“”红三代“的”太子党特权阶层“，他们不仅垄断利益丰厚的政治权利，而且透过钱权交易等非法活动，催生集体腐败和组织性腐败，甚至还控制某些地方官员形成集团，以谋取集团的利益。例如媒体已披露出的：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在当地的利益关系都是盘根错节。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二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现职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黄菊，以及前市委副书记。而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典型等级社会了。

央行网站刊发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精简版本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研资料显示，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眼下，中国各级权贵利益集团，既掌握着资源的分配权，又享有优先选择权的优势，由此决定了他们在打着“改革”旗号，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优先维护自身利益，成为当今中国的最大抵制宪政民主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正在要用“人民公仆”的金字招牌为“免费证券”，在一切社会资源领域“通吃”特供大餐，形成特色、特权、特供的“中国三特政治”——特色维护特权，特权享受特供的三位一体的“北京模式”。如此“核心价值体系”引航的发展道路，已经在政治上彻底瓦解了其“主义”伦理的执政资格。

文化上解构了执政信仰

正是在当今中国经济、政治畸形发展，统治集团日趋蜕变的现实之下，社会主义信仰早已在中国大地上土崩瓦解了，以至于整个国家价值紊乱，民族情感焦虑，人们心灵空虚、行为放纵、道德滑坡、教育沦落，拜金主义、反理性主义泛滥。当此之时，官方一方面仍旧灌输人民早已厌烦了的“红色记忆”；一方面却又在向人民示范“一切向钱看”和政策性诱导社会急功近利，让人们在一个贪污腐败，无贿禁行的现实世界中“八耻八荣”。

“六四”后的中国，在反“自由化”与“反精神污染”的文化管治之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城内外，人民喝“人头马”，跳“迪斯科”，穿“牛仔裤”，吃“麦当劳”，文化馆变成了歌舞厅、酒巴和练歌房，文化艺术家不再争取思想自由，一切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产品，无一不与商品交易密切相关。从而也导致了主张放任自流的非道德主义行销市场，以及公众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等社会文化约束机制失效。在中国特色不平等政治生态中，孕育出的商人们惟利是图、制伪造假，官员们损公肥私，贪污腐败，台前学雷锋，台后包二奶。如今从中南海到村支部，没有谁会再举着拳头向党旗宣誓，“消灭剥削与私有制”是他们的终生信仰了。这便决定了，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正在滑向拜金主义的文化堕落。这几年来，行走江湖“国学大师”的雕像轰然倒塌，自命为“文化大师”的余秋雨被民众普遍诟病，七旬音乐教授梁茂春收受报考女生肉体与金钱的双重贿赂，正牌辽宁大学副校长干起抄袭的勾当，北京大学“五毛”教授孔庆东大爆粗口，用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为当下中国已经堕落不堪的“主流文化”添油加彩，招致网民恶评如潮，引发北大学生群起驱赶。当今中国的文化现状，正如网络作家杜君立所言：“精神家园的丧失与沦陷营造了一个流氓时代。”在如此堕落的时代文化生态中，只能孕育出余秋雨类的文化太监，孔庆东之流的校园流氓以及司马南那样的江湖骗子，并不断发生着“小悦悦”类的道德滑坡轰动性事件。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早已被30多年来的“中国特色”，将死在历史的陈列馆了，在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土，哪里还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价值”可言？

结论

今天，中国的执政者们正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危机冲击，其意识形态已经全面崩盘，政治正当性资源流失殆尽。当此严峻现实下，官方及其御用文人们，在理论上早已江郎才尽，黔驴技穷，再也拿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来修复其丧失了的合法性，只能不顾自相矛盾，倒行逆施的借助于“意识形态”捆绑和“先进性”包装，企图重祭早已成为理论僵尸的“主义”伦理，要把已是千疮百孔的“核心价值”，鼓吹成五彩缤纷的气泡。为此，官方最近便不遗余力地开始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名，动用公权力来劫持中华文化进入“主导向”、唱响“主旋律”、培养“主力军”、疏通“主渠道”、建设“主阵地”。

然而，只要特色维护特权，特权享受特供的三位一体“北京模式”不被检讨，官方依旧要把“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思维坚持下去，那么密室之内吹大的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气泡就不会飘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