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中国年尾，色彩似乎比去年年尾稍微亮一些：2010年的中国，浙江乐清寨桥村村长钱云会的惨死为中国画上一个黑色的句号；今年广东省汕尾市乌坎村村民用自己的韧性抗争为中国画上一个让国人稍感安慰的句号，尽管这种安慰还留有不少忧虑，比如秋后算帐；更有悬疑，比如作为事件起因的土地问题如何解决。

乌坎的抗议从今年9月持续到11月，对峙越演越烈。就在一星期前，广东地方当局的姿态还很强硬：逮捕了村民代表薛锦波等人，并致薛锦波狱中猝死；派出大量警察围村，并切断乌攀登对外通讯联系，诬指乌村事件背后有境外敌对势力操纵。地方当局的升级处理方式，使乌坎成为世界关注目标，在关注者都为其捏把冷汗之时，到了12月21日，即村民宣布要分几路外出举行大规模公开抗议活动的前夕，当局罕见地做出一点妥协姿态，同意释放被扣押的村民代表并归还早先被警方逮捕期间死亡的村民代表薛锦波的遗体，乌坎村村民代表接受这些条件，表示暂停抗议游行，接受由政府派出的十人工作组来乌坎处理村民投诉的诸多问题，包括土地。与此同时，与乌坎同属潮汕地区的海附近爆发的另一场环境维权活动也获得当局允诺，暂停新电厂上马。

一些网友总结，这应当归功于乌坎村民抗争技巧水平提高，以及特有的韧劲，不轻易相信政府。这些因素当然都起了作用，如果不是乌坎村民持之以恒、张弛有度的韧性抗争，还有村民为之付出了生命 的代价，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一阶段性的结果。

但根据我对广东历年其他地区的抗争的分析，乌坎抗争的内部诸种元素在其他类似事件中也有。比如有网友总结说，这次利用宗法关系组织动员是个新因素，这可能出于其不太了解农村人民组织反抗，一直就是利用地缘、血缘与亲缘作为动员纽带。早在90年代末期，广东省的村级选举中，不少村子的村民就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指定村官候选人，争取不受政府控制的自主选举，几乎是广东省农村地区的政治生态。而引发抗争的原因主要是三类：征地、环境污染、以及与征地、办厂有关的村财务问题。总的来说，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达，村民的经济独立能力强，对政府的依赖性也相对小。如果要实行乡村自治，广东省应该是最成熟的试验区。

可以说，广东省城乡历年各种反抗从来没断过，今年以外来工为主的增城事件中，广东省仍然是以大棒政策对应。应该说，导致广东地方当局在乌坎事件上做出一些让步，有一些今年上半年都还没出现的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概括言之，就是中共政权正面临1978年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且是内外交困。

外交方面，中国今年11月以来连连失利，目前正滑入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困境之中，不得不重拾韬光养晦之策，这点我已经在“北京的孤独”一文中说过，不再讲述。

至于内政方面，北京当前正面临1989年以后的又一次冲击。这一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与政府与宠大的社会底层矛盾空前激烈，许诺给民众的“面包契约”难以为继。社会反抗已经遍布全国，去年据说已逾18万起；二是精英阶层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在表达他们对未来的担忧，他们用脚投票，大举移民外国，并把多年积攒的财产千方百计转移国外。在这一当口，国内任何社会冲突的爆发，都会加剧他们的恐惧，进而动摇社会对未来的信心。

对于广东行政长官汪洋来说，还有一重特殊考量。多年来，汪洋一直是被中共第四代领导层当作第五代备选成员，近两年以来，汪洋为了表示自己有足够的政治眼光与能力，一直持开明姿态，主张公民社会，放宽媒体管制等等，被视为与薄熙来的“左”竞争的一种政治主张。在离正式晋位只有十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以他本人意愿而言，是绝对不愿意看到治下发生以流血告终的群体性事件，因为在这节骨眼上，一着不慎，可能晋位无望。因此，尽管其辖下基层政府出于地方利益不想让步，但汪洋一定是力主下属软化矛盾。这种处置矛盾的方式也可能获得高层默许，因为在暴力维稳导致越维越不稳之时，当局也需要有地方大员尝试相对温和的柔性维稳，况且此时外事多艰，希望内部事端不要闹大。

从村民来说，在当局同意接受最低限度的条件后暂停反抗，也是明智的。当反抗持续了三个月之后，反抗者与地方政府都深感疲惫，希望有个台阶可下。汪洋的软处理为双方都搭建了一个台阶。对于村民来说，其实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暂时接受这条件，徐图下一步；二是继续抗争下去，直至暴力镇压。其中利害考较，只能由利益攸关的乌坎村民自己做出判断与选择了。

如同以往发生比较醒目的反抗时，不少人都希望该反抗能够成为专制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这次乌坎事件的“中盘”成为这种状态，只能说中国目前条件还未完全成熟。突尼斯的条件成熟了，一个小贩的自焚可以烧掉独裁者的王座。什么事件才能成为民主化起点，其实与当事者本身意愿完全无关，全由其所处社会的时势决定。这次当局处理乌坎事件，其实只是满足了村民几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根本还未触及土地如何解决，国内顿时一片欢呼声。汪督的声望一下高过了薄督。这些现象说明中国还处在人们盼望开明专制的阶段，即突尼斯90年代初的水平，这不能说不是民意，至少是占主流的民意。

接下来还有几个问题：一、乌坎土地这个死结如何解开；二、解开了之后，其他地区是否照办；三、停征土地制度化。目前是房地产萧条时期，正是有条件实施停征土地的最佳时机。做到这几点，说明乌坎事件能够形成制度化反馈。如果做不到这些，最多就是将原来的金刚拳化作太极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