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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来了。新年代表新的希望，但不代表旧的一切都会过去，逝去的时光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仍然会对我们产生影响，但有一些疑问，却可能被永远地、无奈地留在2011。疑问总由一些事件而起，这些发生在2011年的事件，通过网络或传统媒体的传播，给了我们开头、发展和疑问，却没有结尾，但我们也可以说，这缺失的结尾与时间其实是无关的：
先从洛阳性奴案说起。2011年10月初，洛阳性奴案的揭露者、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公开声称选择沉默，不再追踪报道此案，此案背后隐藏的信息也就从此成为秘密，迄今为止，四名受害又涉嫌害人、被刑事拘留的四名女性不再有任何消息，她们的命运如何？此案是否已经侦查结束？如果结束，是否应对公众有个交代？这些问号，在纪许光的追踪停止后，看来不会再有答案，留给我们的只剩下问号。
2011年8月，湖南省张家界市城管局副局长龚厚钦网络实名举报张家界市市长赵小明及其妻子利用职权贪腐，并称：“我举报他是为张家界，我不举报他，张家界就完了。”但迄今为止，赵小明仍在担任张家界市市长，龚厚钦也继续担任城管局副局长，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那么，上级“有关部门”收到龚厚钦的举报后作何反应呢？如果赵小明贪腐属实，为何能够继续当他的市长？如果龚厚钦举报失实，为何龚厚钦没有承担诽谤或诬陷的法律责任？为何赵小明及其妻子任由龚厚钦诽谤而不采取法律诉讼？
2011年12月，就在甘肃正宁校车事故刚刚发生，全国各地整顿校车管理的时候，江苏丰县发生严重校车事故，一条深60厘米的路边小沟夺取了至少15名孩子的生命，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迅速拖走校车，等于是销毁了证据，不得不召开的所谓新闻发布会也在20分钟后“强行结束”，而对于民间“校车承载80人，死亡超过30人”的传言和媒体的质疑，却不予理睬，不置一词，仅将一名副县长和教育局长停职了事。对于此案，我们实在可以说出有太多的疑问，但是面对这样一个隐瞒真相的政府，疑问也只是疑问。
2011年年底，广东乌坎村民维权事件引起举世关注，广东地方当局迫于压力，采取了与村民谈判的问题暂时化解了尖锐的官民对立，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与村民代表林祖銮谈判时承诺尽快交还死于看守所的维权领袖薛锦波遗体，并重新组织尸检，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承诺似乎成了漫漫无期的等待，半个月时间过去了，薛锦波的遗体仍然没有还给家属，这完全不合常理，广东地方政府准备拖延到何时呢？薛锦波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审讯（有刑讯逼供之嫌）的警察是否应该承担责任？2011年过去了，要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靠乌坎村民和社会舆论在2012年的继续关注和呼吁。
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导致至少40人死亡，时隔将近半年，国务院终于公布了事故原因“调查结果”，7月23日之前早已因其它原因被抓的铁道部高官刘志军、张曙光承担了主要责任，7月23日后因病去世的通信信号集团公司总经理马骋承担“主要领导责任”，54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党内警告、记过、撤职等），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为40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也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公职，如此处理，真可谓轻描淡写，在这种柔和的处理基调之下，“对于相关责任人员是否涉嫌犯罪问题，司法机关正在依法独立开展调查”的说法令人怀疑，将近半年时间过去了，“相关责任人员是否涉嫌犯罪行为”竟然还在调查阶段。这样的调查结果是否会同样柔和？司法机关能否“独立”开展调查？我不再等待答案。套用黄健翔的一句话——“你懂的”。
2011年12月31日，5个多月的等待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通报郭美美事件“调查结果”，报告称郭美美与红十字会系统无关。但这一通报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只是对“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北京刘安元律师事务所、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相关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所谓“调查报告”的背书。可笑的是，被公众怀疑存在财务不透明和黑箱操作的中国红十字总会竟然参加了对于自己的“调查”，这样的调查值得信任吗？在调查之后，为什么审计报告不向社会公开？郭美美与存在“利益关联”的商红会、王鼎市场营销咨询有点公司什么关系？商红会与王鼎市场营销咨询有限公司的“利益关联”是如何形成的？既然红十字总会承认对行业红十字会“疏于管理”，并决定撤销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那么，对于形成这种错误“利益关联”的人员是否会进行处理？除商业系统外，红十字会还批准成立了多少行业红十字会？对这些行业红十字会的是否也存在“疏于管理”的问题？这一连串的疑问，我相信自己不会得到答复，也不会再有答复，我只能把这些疑问留在2011年，如果不把它们彻底忘掉，我就是在自寻烦恼。
以上只是随手拈出的一些案例，存在疑问的事件远远不止于此。如今，有赖于现代信息的传播，我们可以获得某些焦点事件的部分信息，并根据常识和逻辑本能地提出疑问，但民间社会缺乏权威调查手段，调查能力也十分有限，对这些疑问的解答，主要应该是政府的职责，可高高在上的政府总不肯给我们认真的答复，最多只是偶尔给我们一星半点的解释，但这些官人的解释往往使我们生出更多疑问，于是我们继续追问下去，官人却也就索性懒得搭理我们了。民众的知情权于是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空话的背后是什么？是官僚主义、集团利益、黑箱操作……更根本的，是政府的非民选性质，一个不靠选票的政府自然也不需要顾忌民众的疑问，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有大量的警察。
2011年走了，2012年来了，我内心里还有另外一些焦灼的疑问：世界上唯一被关在监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境况如何？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何时恢复她本应享有的自由？陈光诚、袁伟静何时可以正常生活？被关押在最为偏僻的进监狱中的高智晟境况如何，他的刑期应如何计算？艾未未的“偷税案”能否得到被“依法独立”调查和处理？在陈卫、陈西被判重刑后，2012年，中国政府还要迫害多少民间抗争的活跃人士……疑问是无尽的，这是中国的现实。几乎所有的疑问都无法从政府那里找到答案，我们只能走上自己寻求答案的道路。也许可以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对现实中国疑问，更是对于中国未来的答案。好在，每一年，每一天，我们不放弃追问，我们不放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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