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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对于中国来说注定是波涛汹涌的一年。外媒认为今年中国这条船要换舵手是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比如美国《外交学者》1月8日发表一篇题为“2012年，北京当局面临的12个挑战”的文章，其中作为首要的挑战就是“领导人更替”，其次才分别为经济放缓、地方债务、房地产下跌、出口受阻、中西部发展、通胀率超高、资金外流增加、南海冲突等问题。
其中除“领导人更替”与“南海冲突”是个可以单列分析的因素，其余大多互相之间有很强的关联，而且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因此可以说有关经济的所有问题共同构筑了一道硬门槛。
中国病在制度，高层换届难有冲击效应
从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亲政开始，我就不认为中国领导人换届能够形成毛泽东去世那种强烈的政治冲击效应。理由如下：独裁政治选拔接班人的最大特点是任人唯亲，其标准自然以听话服从为主，其才能注定一代不如一代，呈递减状态。观中共60多年的统治，毛时代是魅力型领袖主宰的强人政治，邓小平是魅力加实干的半强人政治。在强人政治中，领袖人物的个人谋略对政治的影响占压倒性影响，半强人政治中，领袖作用仍在，但影响减弱；江泽民时代则进入“常人政治”，基层政治呈现黑社会化倾向；胡锦涛执政时，上层进入“庸人时代”，基层政治进入“恶人统治”。江、胡统治时期，中共的政治已经形成制度性框架，日常运作依靠制度惯性。
这种权力结构还有一个特点：基层政治关系盘根错节，形成了政治利益结构的板结状态，高层领导换届无助于地方政治整体改善。北大社会学系博士冯军旗在《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中，很清楚地展现了这种政治利益结构的板结状态。这种结构下，不仅无法达成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甚至无法寻求司法公正。无论是统治者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还是颜色革命或者颠覆社会秩序的暴力革命，都必须从制度到社会结构进行变革，松动这块板结的社会土壤，才能达到民生、民权的改善。这是个大题目，今后我还会写文章分析。
从目前状态来看，第四、五两代权力平稳交接似大局已定。这从赖昌星这张据说牵涉了无数黑幕的“政治牌”在去年年末翻成明牌已可看出。退一万步说，就算是高层人事变动有异动，政治的惯性运作也不会马上停止，今年内肯定各种苛政依旧。
南海冲突将有惊无险
南海水域主权之争成为东南亚区域安全的首要问题，也是中国自2009年开始对外关系的主要麻烦。面临中国日益增大的压力，东南亚国家吁请美国重返太平洋，使美国重新作出承诺，增加了它在亚洲地区的军事部署。中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曾指责菲律宾等在南中国海找错靠山。基于此，全球风险谘询公司欧亚集团在《2012年全球风险预测报告》中将中国列为全球十大风险之一。
该报告作者认为，涉及中国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围绕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地区安全问题，而不是经济层面。理由是：由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正在进行的权力交接、以及高层内部对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角色的不确定性，北京2012年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惊人之举”的风险正在上升。如果中国对于邻国的挑衅采取强势回应的话，处于选举年的奥巴马总统将很难在稳定美中关系和避免向中国示弱之间作出取舍。
但我的看法正好与欧亚集团相反，南海海域今年将有惊无险，对于北京来说，真正难过的坎在经济而不在政治。我的理由如下：自从去年11月亚太峰会之后，中国的外交姿态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
2011年12月8日，在中国外交学院主办的《2011年中国外交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曾公开表示：“中国无意也无力在亚太排挤美国，……太平洋足够宽广，应能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存与合作。”中新社于当日立即发布该消息，可视为中国一种外交的公开表态。此外，美国确实今年是大选年，白宫无暇东顾，但中国也逢权力交接，更不会轻启国际争端。不仅如此，美国国防部1月5号公布新的军事战略评估报告，其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和伊朗。这对北京形成极大的现实压力。
因此，估计今年中国在南海问题的表现主要是动嘴不动手，比如在纸上展示军力，如同罗援少将1月4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2011到2012，中国军队的“新”与“变”》，告诉世界“我们中国海军有力量”那样。
真正绊住北京的“坎”是经济
《外交学者》列举的其它问题分别为经济放缓、地方债务、房地产下跌、出口受阻、中西部发展、通胀率超高、资金外流增加等。这些问题当中除了中西部发展之外，其余都是中国自己也在关心且热议的，对事实的判断无区别，只是对后果有多严重估计不一。
中西部发展这个问题其实是盘炒了多少年的“冷饭”，除了利益相关者之外，国内也知道当不得真。拿这题目说事，应是《外交学者》这篇文章作者的个人偏好。经济放缓是列于其后的所有因素迭加的结果，不是原因。
前述所有与经济有关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近30年的国策“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关系到几点：政府与民众的“面包契约”能否持续？政府的税源是否稳固？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否继续维持并扩大，支持不断增长的维稳与军费开支？当然还关系到一条中国当局早就顾不过来的就业——由于无法改善，中国政府采取了将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政策，创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多年来让它在4%上下徘徊，这比美国高达9%、欧洲高达12%的失业率看起来美得多。
我曾说过，观诸历史，革命的爆发得依赖三个因素的成熟且交合：经济危机（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的全面爆发；人心思变且对变革路径的看法大体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即中共警惕的“外部势力”）的持续推动并在关键时刻强力介入。今年最大的“坎”就在财政。
房地产下滑与地方财政及地方债务三者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房地产下滑与民生关系不大，因为以现在的房价水平，就算再下滑，许多老百姓仍然买不起，但与地方财政却直接相关。《2011年中国130个城市土地市场交易情报》显示，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8634.4亿元，远低于2010年的2.9万亿元。地方政府普遍受困于“土地财政”堵塞，为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国务院不得不在10月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5省市成为地方政府发债试点。
2010年中国地方债务余额就已高达10.7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经济中期最大系统性风险。首先是债务违约风险。2011年底共有2.62万亿债务到期。据彭博社12月19号报导，已经有11个省级政府平台正在延期支付301亿的利息。这些地方债券都是以地方的财政收入来偿还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很多到期债务就会无法偿还，其结果就是政府违约。如果政府不想违约，还有一条出路，即中央政府买单。中央政府的办法就是多发行钞票，其结果就是通胀危机。相比之下，地方政府债务违约是显性危机，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通胀则可将地方债务隐形转嫁给全国人民，时间滞后，短期内不易引发矛盾。从策略考虑，政府会选择后者。
不过上述办法用来解渴可以，不能当作长流水，五年十年地用下去，因为目前中国税负之沉重，也已经接近临界点。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税收占88%，中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世界第二，再增加空间已经不大。可以说，财政危机苗头初现，这才是中国政府今年真正难以跨过去的“坎”，因为无论是花钱买安定，还是高压维稳，那都是需要真金白银来对付的事情。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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