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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1日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在秘密警察的严密监控下登上了赴美的飞机。
此次作出离开中国的选择，可谓艰难而痛苦，我的感受如弘一法师的名言“悲欣交集”。
前几年，我多次访问美国和欧洲，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的回答是：“只要没有生命危险，我就不会离开中国。”作为一名中文写作者，我不愿离开母语的环境。尽管北京的空气如此肮脏，但呼吸着这样的空气，让我与苦难中的同胞“同呼吸，共命运”。
作为一名作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作为一名基督徒，宗教信仰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一名普通人，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从2010年10月8日我最好的朋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之后，我便失去了这几项最基本的自由。
2010年12月9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前夕，我被北京国保总队的秘密警察绑架到郊外的一处秘密地点，遭受了长达数小时的酷刑折磨，打耳光、掰手指、脱光衣服拳打脚踢……最终昏死过去，送到医院急救，差点不能抢救过来。此后一年多时间，非法软禁、酷刑、监视、跟踪和“被旅游”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一家三口被迫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历尽一年多的非人待遇和痛苦挣扎后，九死一生的我不得不选择离开中国，与法西斯化的、野蛮的、残暴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彻底决裂。
我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政权根本不能自以为是地代表“中国”。这个没有经过人民选举的政权，在“六四”的枪响之后，再也无法用共产主义来迷惑国人，遂以“爱国主义”来作为其新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将所有批判它的人污蔑为“卖国贼”。其实，共产党才是一个最大的窃国集团。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我想我们的国家正在重轭之下沉沦，在哭泣，在流血。每一天，她的旧痕之上都在增添着新伤。”看到陈光诚的遭遇，中共当局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在“为人民服务”呢？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过：“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与两千年前《诗经》中发出“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的诅咒的先民一样，我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我会把揭露和批判共产党的暴政作为一生的事业。这个窃取与掠夺中国财富，奴役与残害中国人民的政府一天不垮台，我对它的揭露和批判就一天不会停止。
我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回到实现民主自由的中国，那时，我们的生活将如同圣经所说“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而那些施行暴政的窃国贼者和卖国贼，从胡锦涛、温家宝到每一个作恶的国保警察，都将被送上审判席，等待他们的将是比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菲们更加可耻的下场。
让我们为那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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