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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的大背景下，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以“历史的终结”一说为冷战加上了最后一个注脚。这位师从亨廷顿的年轻学者，因提出民主将成为“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而享誉全球。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指出：“苏联和中国的人民虽然还保留许多独特的‘后专制主义’色彩，但他们会证明自己是已经能分辨真理和愚弄、正确与错误的成年人。”十多年之后，相继发生了“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西方世界面临的首要挑战由冷战转换为反恐战争。福山亦逐渐淡出新保守派智库的阵营，往左翼自由派方向靠拢。他公开批评布什政府的国际政策，倡导多边主义和多元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对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的信心和坚持。这种变化也体现在他对中国问题的论述上。
二零一零年，福山应邀到上海复旦大学演讲，《凤凰周刊》的记者对他作了一次专访。在这篇专访中，福山论及中西学界争论不休的“中国模式”，甚至承认“中国模式”将大大修正自己昔日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的观念。当记者诱导性地提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国力的高速发展，是不是你重审‘历史终结论’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时，他这样回答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模式的兴起，中国作为大国所进行的外交努力和承担的国际责任，是任何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所不能忽视的。”他还说，他在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时期到文化革命》中将有六章内容专门讨论“中国模式”。然而，仅从访谈的只言片语中便可以发现，福山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是片面和错误的——即便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但随意对自己并未透彻了解的领域发言，其谬误真可能是“天方夜谭”。
中国政府对人民负有道德上的责任吗？
对“中国模式”主要特征的描述，福山跟大部分学者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他指出：“当然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没有多党制民主，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但是，他紧接着的论述让人大跌眼镜。他认为，中国虽然是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格局，但中国是一种“优良的独裁”——“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个政府的目标是国家的发展，它对人民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和许多独裁国家不同。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文化系统的历史遗产。”
我完全不如同此种“中国特殊论”。有趣的是，福山的中国特殊论的依据居然是中国的儒家传统。我想追问的是，今天的中国还残存有“儒家遗产”吗？儒家文化早已在“文革”中被当作“封建主义”彻底摧毁。如果说无论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层面，在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地，都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儒家文化的因素；那么，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很难找到儒家文化之蛛丝马迹。比如，儒家文化重视家庭伦理，但中国大城市离婚率直线上升，家庭破碎成为社会破碎的先声。再比如，儒家文化要求统治者克制和反省，每遇天灾人祸，即便至高无上的皇帝亦要下“罪己诏”，但中共统治六十多年，多少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阶级迫害和屠杀，何尝向人民道歉和赔偿？四川地震、有毒奶粉、过期疫苗、动车相撞，多少让人民义愤填膺的事件，最后仍是不了了之，没有给人民任何“说法”。这样的政权，对人民负有什么样的道德上的责任呢？中国政府除了不作为，就是“坏作为”。
福山又说：“中国的文化遗产有一个有趣的特征，那就是政府（至少是政府的上层）会关心自身权力的正当性，他们明白，这种正当性取决于政府能否为社会带来福利，特别是经济上的福利。因此中国的腐败问题随着政府级别的升高而减少，而许多国家恰恰相反。”这一看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背道而驰——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不道德和最漠视正当性的政府。
首先，中国政府并不关心其权力的正当性。毛泽东说，其权力来自于“枪杆子”和“笔杆子”，也就是暴力和谎言，也就是对人民的恐吓与欺骗。这是毛说过的少数真话，他知道共产党的权力是没有正当性的，没有选举，何来正当性？到了胡锦涛时代，则只剩下“刚性维稳”，即暴力维稳，中国急剧向警察国家和法西斯主义迈进。统治者只关心如何牢牢掌权，而不关心权力的来源问题。胡锦涛提出所谓的“新三民主义”，其内容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当胡耀邦时代的开明派元老朱厚泽提出应当增加一个核心内容即“权为民所授”（也就是解决权力正当性的来源问题）时，却遭到胡锦涛的拒绝与打压。
其次，按福山的说法，“政治正当性来自于政府能否为社会带来福利”，那么，中国政府恰恰是不及格的。在福利方面，中国不仅不能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北欧诸国相比，也不能跟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相比，甚至还比不上垮台前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义务教育法》如同一纸空文，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儿童失学率接近五成；医疗改革全然失败，数亿农民一旦患上重病只能在家中等死。城市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经济学家黄亚生指出，中国的“政治城市化”并没有带来中产阶级的兴起，并没有带来居民福利的显著提高。“政府不能急民众所急、想民众所想，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速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这一人人都看得见的鸿沟，使得中国政府的政治正当性只能呈现为负数。
第三，真如福山所说，中国的腐败问题随着政府级别的升高而减少吗？有哪些数据能支撑这一结论呢？表面上看，在中国受到查处的中低级官员的人数和比例均远远高于高级官员。但这是否表明高级官员确实要廉洁一些呢？我想，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会如此“单纯”吧。所谓“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自古皆然，于今为烈。古代“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在今天变成“刑不上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每个政治局常委及其家族都是“窃国大盗”，都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权贵集团。即便前后两任时常以清廉自诩的总理朱镕基和温家宝，坊间也多有关于他们家族贪腐的传说，而当局根本不敢展开独立调查，中国也没有香港的廉政公署那样可以“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反贪机构。不过，福山还是承认：“中国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能否产生一个正当的、负责的政府，也就是通常说的‘民主’。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没能解决一个政治问题，就是一个‘好皇帝/坏皇帝’的问题。”可见，他并不认为“非民主”乃至“反民主”的中国模式，真的可以形成一种游离于普世价值之外、甚至与普世价值相抗衡的发展模式。
决策迅速和基建庞大是好事吗？
正如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窦文涛一不小心泄露天机，说出凤凰卫视其实是共产党的“官办媒体”一样，凤凰卫视下属的《凤凰周刊》也是一家“官办周刊”，它假装在香港创办，然后“出口传内销”。其言论自由度甚至不及国内的《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财经杂志》等，且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非常强烈。在这篇对福山的访谈中，其立场亦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福山认为中国还未解决政治民主的问题时，该记者立即反驳说，正是中国的政治模式让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飞速发展。
于是，福山只好如此回答说：“没错，‘中国模式’的优势有好多，而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决策的速度和质量。常有人喜欢把中国和印度对比。中国相对印度，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基建方面的投资速度，它造了许多机杨、桥梁、铁路，这和中国的决策特性密不可分。在印度，你如果想造个水利工程、机场，或者道路，就得和许多组织打交道，比如工会、非政府组织、农民协会什么的，还要向政府提交申请，往往许多时间都花掉了，还什么事都没干。西方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要考虑权力分散、相互制衡。而这个问题中国已经克服了。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经济会一直这样高速发展下去。”
专制政府权力无边，办起事来自然是雷厉风行的行政主导。暴力拆迁、死刑的判决和执行、强迫堕胎……在这些事上，谁说中国政府效率不高？但是，福山难道不知道，决策的速度往往与质量成反比？看看中国的三峡工程，不就是在屏蔽了所有反对意见的背景下强行上马的吗？三峡大坝建成不到几年时间，其造成的环境灾难已日渐凸显。再看体现“中国速度”的高铁，连技术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大规模建设，偏偏中国不顾自身的国情和国力，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修建，结果酿成了温州动车相撞之惨案。高铁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而高铁背后的贪腐和浪费已无法挽回，还得由并未参与决策的所有的纳税人来买单。
中国基础建设的速度确实一日千里，也使得中国拥有比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更好的吸引外资的条件。但是，基础建设的领先，并不足以表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种良性的、先进的、可持续的模式。经济学家黄亚生反问说：“基础建设不是决定性的优势，如果经济发展来源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的话，那么过去四百年统治世界经济的就不应该是西方人，而应该是埃及人和中国人。埃及人可以建金字塔，古代中国人可以建长城和挖运河，但这种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带来了什么经济优势呢？”
从决策的迅速和基建的庞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高速发展来看，这并非中国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纳粹德国早就这样干过了。希特勒上台后不到五年时间，就通过大兴土木、发展军工、缔造大政府等措施，使德国的失业率迅速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三，而同期英国为百分之八点一，荷兰为百分之九点九。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希特勒还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一九三八年夏天，希特勒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于是，大众甲壳虫汽车应运而生。希特勒并不完全是在吹牛，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德国的国民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二，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这样的经济增长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望尘莫及。但是，这能说明纳粹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加优越吗？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赶不上当年纳粹的速度，若用“奇迹”来形容，那么纳粹更配得上这个荣誉。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也没有像纳粹政权那样慷慨地分到普通劳动人民的手上，“国进民退”造成了“国富民穷”，使得中国在社会公正的意义上甚至连纳粹德国也比不上。当年，希特勒之所以得到德国民众的支持，跟德国民众从纳粹的经济政策中获得相当的好处是有关的。历史学家格茨•阿利在《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一书中指出，德国民众在二战中的生存状况比战前要好得多，他们把纳粹主义视为未来的生活方式。希特勒知道：“当最穷的人成为德国最忠实的子民，它就会变得无比强大。”所以，谁若是不愿谈论普通德国民众在二战中获得的利益，他就没有资格谈论纳粹主义与大屠杀。大多数德国人因为享受到良好的社会福利、不间断的物质供给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而保持沉默。这些物质利益，既有来自于德国的国家主义经济在短期内的辉煌成就，也有来自于对犹太人等族群的财产甚至生命的剥夺。与之相似，今天对中国现状感到满意的既得利益阶层，谁能说他们的利益不是来自于对两亿多农民工的残酷压榨呢？
必须重视同一文化或国家内部自由与专制的冲突
在论及中国模式部分，福山可谓“全盘皆错”。而这篇访谈中惟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他提出了“必须重视同一文化或国家内部自由与专制的冲突”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对“历史终结论”的有力的补充。
福山的老师、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最有名的观点即是“文明的冲突论”。但亨廷顿并没有把“九•一一”看成是文明的冲突，相反，这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冲突。福山进而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激进的伊斯兰教派并不能提供自由民主体制以外的选择，而许多向往自由的回教徒希望在保留伊斯兰教信仰的同时，建立现代化的社会，拥有世俗化的政治、社会宽容和现代化经济。所以，他敏锐地指出：“我不认为伊斯兰会作为一个一元化的群体与西方发生冲突；恰恰相反，我认为未来最主要的冲突会发生在伊斯兰社会内部，发生在现代化的支持者和伊斯兰激进分子之间。”
在这一点上，福山倒是颇有先见之明。在这篇访谈之后仅几个月，中东地区便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化浪潮。这一波民主化浪潮很大程度上是
阿拉伯世界内部自发产生的，是年轻一代阿拉伯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的集中爆发。从突尼斯、埃及到利比亚、叙利亚，那么多昔日固若金汤的专制堡垒，让人眼花缭乱地次第倒台。就像当年西方绝大多数苏联问题专家和政治领袖都没有意识到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体制会如此迅速地崩溃一样，今天他们也没有料到似乎稳如磐石的中东各独裁政权会被自己的人民拉枯摧朽般地终结。
以埃及为例，埃及的民主抗争，始于二十八岁的年轻人萨伊德被便衣警察殴打致死这一在内政部长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这样的“失误”，在埃及每年都会发生上千起。然而，这一次不一样了。当死者的照片被放在网上之后，各个阶层的埃及人通过各种形式，尤其是Facebook、Youtube、推特等社交网站，表达了他们强烈的义愤。
八零后的软件工程师、谷歌中东和北非地区市场部主管谷奈姆，以“我们都是萨伊德”为名，在Facebook上建立一个平台，通过阿拉伯语和英文两种语言对人们说，不能再沉湎于这种可悲、可怕的现实了。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一场举世瞩目的大游行揭开了穆巴拉克政权垮台的序幕。在那次游行集会上，有抗议者说：“不管你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还是无神论者，你都得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争取到属于我们的权利！我们不会就这么沉默下去！”
在此期间，谷奈姆“被失踪”。审讯他的“国安”部门的人，怎么也不相信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是青年人和其他民众自发的，坚持认为背后有“黑手”，坚持说抗议者是“背叛祖国”。谷奈姆反驳说：“假如我要‘背叛祖国’，那我为什么不继续留在阿联酋，在自家的游泳池里休息？挣一份不错的工资、继续升迁？人云亦云、任国家怎么搞？”谷奈姆说，和他一起主办Facebook上的这个网页的年轻人，从物质角度来说大都不错，不少人都有房子、汽车。他们为什么要参与、协调大规模抗议呢？“埃及正处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真正爱国的人遭到‘卖国’的指控。我们没有人有政治野心，这么做，只是因为我们爱埃及，因为埃及是我们的国家。”
就是这样一群觉醒的年轻人，改变了“伊斯兰世界不适合民主制度”的谬论，将掌权三十年、不可一世的穆巴拉克送进铁笼中受审。由此可见，民主与专制的冲突，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与宗教传统内部，没有哪个国家和文化的民众热爱专制而“不适应民主”。伊斯兰世界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福山既然提出“必须重视同一文化或国家内部自由与专制的冲突”的理论，这一理论就不能将中国划在圈外。福山既然把握到了伊斯兰世界民主化的脉动，为什么就对中国另眼看待呢？如果说中国人天生就喜欢以政治专制为核心的“中国模式”，那这就是一种与纳粹的屠犹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同样恶劣的种族歧视。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种族歧视。我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内部必将出现自由的力量与专制的力量的决斗，而前者必将战胜后者。
美国思想家阿兰•布鲁姆说过：“我们认为自由、平等原则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其他原则是合乎理性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的，总有一天，中国会发生苏联东欧那样的变局；总有一天，中国会发生中东地区那样的变局。中国人并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所谓“中国模式”是统治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而不是中国人民自由选择的，总有一天，中国人民会将它像枷锁一样打碎和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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