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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好的社会？什么是不好的社会？对此，人们给出了许多不同的说法。在众多说法中，我比较看好美国媒体人斯通的说法。他说：“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目的是什么，不论它标谤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话的自由，就不是一个好社会。”根据他的说法，一个好社会的必备要素和核心标志，就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拥有说出自己心里话的基本自由。在这样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里，人们说真话并不需要勇气，也不必出于避恶趋善的道德要求和良心召唤，而只是人之天性的正常展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说真话不会招来公权力施于之祸害，自然也就不必为了避祸趋福而违心地说假话。
而在一个不好的社会里，如同我们大家都懂的那样，说真话不说假话是一个需要内心进行掂量、博弈和挣扎的问题，往往要拿出勇气甚至鼓足勇气才能把心里话说出来。这样艰难地告别恐惧、说出真话，也就有了服膺良知、避恶趋善的意义。如果在一番纠结之后，还是违心地说了假话没说真话，这乃是避祸趋福的考量占了上风：虽然知道自己不应该那样做，虽然不乏内疚和痛苦，但为了规避“祸从口出”的大概率应验，还是“识时务”地去做了。
中国当下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如果有人，比如《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对斯通给出的衡量尺度不提异议的情况下，敢说它是一个好的社会，那他就太不诚恳了。显然，按照斯通的标准，当下中国社会是一个不好的社会：一个说出心里话的自由没有保障的社会，一个人们内心深处避恶趋善的萌动和避祸趋福的考量常常相互冲突、掐架的社会，一个老是需要在利害计算和凭良心行事之间求得动态平衡的社会。
中国当下的社会，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毛氏权极社会来的。按照斯通给出的的指标，那是一个更不好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中，人们避恶趋善的萌动根本无法和避祸趋福的考量相抗衡，后者具有可怕的压倒性优势。别的不必提了，仅举1959年庐山会议和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例。在庐山会议上，不少人不是分不清事非曲直，而是“明知彭老总是对的”（胡耀邦语），明知是在参与制造冤案、把好人往死里整，但在极权的淫威下，还是被迫将良知雪藏，违心地举了手。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罗织罪名，给刘少奇量身打造“叛徒、内奸、工贼”的吓人帽子，与会高官有几人是真心相信的？！为凑足到会人数而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的胡耀邦，“一看到说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但是，投票表决时，却是百士诺诺、一姐趴桌：能举手的都齐刷刷地举了手，“义愤填膺地”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唯有“一位老大姐”陈少敏，以“自己心脏病又犯了”为由，趴在桌上，没有举手。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一干诺诺之士，内中固然有不少盲目苟同者，但多数则是在延安整风中升起的红太阳之毒晒炙烤下，违心屈从毛泽东的旨意。他们心里是明白的，举手就是参与作恶干坏事，而不举手则会立遭灭顶之灾。稍作权衡之后，在避祸趋福的压倒性考量下，避恶行善之念遂被打入冷宫。
然而，生生不息的避恶趋善的良知力量，不可能永远被避祸趋福的考量所完全压倒——这正是一切极权社会难以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8年之后的1976年春，中国大地上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四五运动，它雄辩地表明，再严苛的极权统治也都无法阻挡人的开化和觉醒。自那之后，一个虽然缓慢又不起眼、但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出现了：人们从因为恐惧而不得不生活于谎言中，向更多地生活在真实中逐步转型。36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被避祸趋福的考量所主宰的阴影，不断尝试去过一种更为可取、更为值得的生活。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无畏的勇者，而是在良知的驱使下，让自己尽量多摆脱一些恐惧和禁忌，说出自己想说和敢说的真话。2011年，病榻上的高华说的一番话平实而感人，他在谈到自己的写作初衷时说：
我记得我真正动笔的那天，是苏联1991年8•19事变的第一天。我家里还有个老式收音机，我在听紧急委员会的临时通告，一会儿苏联国歌，一会儿苏联爱国歌曲，一会儿紧急委员会通告。我在听这个东西的时候，开始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一章。我感觉到我应该写！
写作是个很长的过程，我并没有立即想到出版的事。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要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内心各种各样的禁忌。
“应该写”，是凭良心说真话。有“恐惧”，是出于避祸之考量。作为一介书生，高华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避祸趋福容忍谎言，二是避恶趋善揭示真相。在有过纠结和犹豫之后，他选择了说真话；即便内心还有恐惧感，他也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英年早逝的高华，说了他想说和敢说的真话，而且把真话说得十分中肯、到位和出彩，给这个世界留下了“靠得住，绕不过”的传世名作。应当说，高华的学术成就，一般人的确很难企及；但是，高华的生活态度，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激励和启迪。与高风险的冲党禁、闹革命不同，像高华那样说自己想说和敢说的真话，这对每一个生活在后极权社会中的中国人来说，应当不再是一种英雄的选择，一种非凡的选择，一种令人高山仰止的选择，而是一种可亲近、可触摸、可尝试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但愿今世多高华。
像高华那样生活，就是自我给力于避恶趋善的萌动，使之与避祸趋福的考量相抗衡，并逐步占得上风。这样的生活，不仅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良知守舍、灵魂安顿的意义，而且也会对变革不好的社会产生极为积极的作用。前不久，网民“破破的桥”写了一篇博文，题目是“评韩寒：素质在民主变革中的影响”。这是一篇理性言说的好文章，作者除了深入浅出地对“素质”作了精彩的厘清之外，最后更把笔触聚焦于如何对一个实行言禁的不好社会进行变革上：是通过眼睛向上的“进谏”来得到改良，还是反求诸已，通过说出真话造成权力的失效来实现变革？作者的态度很鲜明，就是应该像台湾海峡彼岸的中国人曾经做到的那样，“先追求你个人的言论自由，有什么话，想办法说出来。”当然，“控制好行为风险，在你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在那篇很棒的博文中，“破破的桥”一语中的道破玄机：只要足够多的人实名说真话，言禁就会名存实亡。而言禁维持不了，不就是男男女女拥有说出自己心里话的自由了吗？
无独有偶。1月11日，《南都周刊》登载了一篇韩寒访谈录。我特别注意到，韩寒给出了一段毫无歧义的表述：“我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挑战言论的边界，因为言论空间是要靠‘撑’才能够撑大的。对一个写文章的人来说，你自己内心不设自我审查，你已经是对这个东西的藐视，当世界上所有的人写文章都不设自我审查的时候，那言论审查其实已经失效了嘛。我其实一直是那么做的，我在言论上其实已经比很多人自由了，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去要这个绝对自由，只是觉得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媒体人啊、电影制作人啊，是否有机会大家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团结起来向执政者施加压力。”毋庸讳言，任何社会都有言论的边界。一个好的社会，当然也有它自己的言论边界。而一个不好的社会，则是在上述必要的边界之内，再构筑一道言禁柏林墙，将应有的言论空间大为紧缩。生活在一个不好的社会中的80后韩寒，他所体悟到的通过挑战和冲击言禁柏林墙，从而将言论空间不断撑大的做法，与有些人望穿秋水盼“改革”或干等“变天”带来言论空间的爆发式扩容相比，明显要务实、靠谱、可取得多。而同样靠谱的是，韩寒的这一明白无误的宣告，不仅不会得到胡锡进、孔庆东、司马南们的共鸣和赞许，还将使他们感受失望、不悦和愤怒。
在我看来，高华的践行、“破破的桥”之主张和韩寒的底线立场，与哈维尔、米奇尼克所推崇的核心理念是高度吻合的。这一理念是：公道自在人心，良知自在人心。从这一理念出发，破解社会困局、让今天的社会就能变得美好一些的钥匙，并不是握在统治者的手中，而是握在不断觉醒中的被统治者手中。所谓觉醒，就是不再忍待天明（还请张鸣校友见谅），而是启动人性深处美好的元动力，点燃心中良知的烛光，去说去做，去冲破黑暗，收获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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