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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廿七，正当无数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冒着风雪踏上艰难的回家之路时，中国财政部高调宣布，2011年中国全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到103740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创下历史新高。10年前的2002年，中国财政收入仅为1.8万亿元。值得一提的是，10万亿中个人所得税为6054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5.2%。在企业倒闭潮、老板跑路潮以及减税呼声响成一片的情况下，中国财政收入依然逆市飘红大获全胜，企业所得税收入达16760亿元，增长高达30.5%。
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是，民营企业家吴英被中国法院以“非法集资罪”判处极刑。据说吴英给投资者造成3.8亿元的损失，同时揭发出多名官吏贪腐情节。此前半年，贪污20多亿的深圳市长许宗衡被判处死缓。
美国《大西洋月刊》2011年12期报道，世界著名经济调查研究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最近公布了对世界财富（包括全球股市、保险基金到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的统计分析报告。
根据这项最新报告，截至2010年，人类全部财富加起来共计约198.1万亿美元。在这约200万亿财富中，其中将近80%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拥有。这非常符合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不平衡法则，即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
美国和西欧的家庭财富占全世界家庭财富的将近60%，占全部世界财富的1/4。毫无疑问，他们是人类世界中最富有的家庭。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家庭财富占全世界家庭财富的7.6%，占中国总财富的1/3。一般西方民主国家的家庭财富占到该国财富总额的一半左右。中国国民目前人均收入是1090美元，位居全球第100位。相反的，中国大学的学费位居全球第一，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据官方资料，“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公共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支出比“十五”时期分别增长1.6倍、2.6倍、1.3倍。但从总体来看，中国民生保障目前仍处于“低水平”状态。
养老金、保险和慈善事业等构成的社会福利中，美国、西欧和日本共计拥有44.6万亿美元，占世界福利资产的84%；中国以世界20%的人口，拥有世界福利总额的2%，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中国政府在民生福利方面的支出明显偏低，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支出占比仅有14.9%。当然这些福利基本全部投入到城市而不是农村地区，而以老干部为代表的黑领阶层又是这些福利的主要针对群体。相比之下，美国2009年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这种公共投入的不合理从接连不断的校车惨案与公车挥霍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社团大佬刘延东认为，校车灾难难以避免，“要全部解决校车的问题，按义务教育1.5亿名在校生的规模计算，全国所有中小学生都配备上校车，需要150万辆校车，加上维护费用，需要财政4600亿元的投入，这么大一笔投入很难一步到位”。顺便提一下，4600亿不到每年万亿元公车消费的50%。事实上，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国家财政的支出过程缺乏最基本的透明与公开程序”。在缺乏“预算民主”的前提下，财政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提高和改善民众的福利，甚至相反，财政扩张进一步加大了对民众财富的蚕食和剥削。不受监督的权力食利自肥，使既得利益的黑领群体更加挥霍无度。
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者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1996年的时候达到一个最低点，只要3亿8千万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就可以支撑政府的财政税收，但是2009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3亿农民的纯收入，达到5.1万亿。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占GDP的近23%。若按照13亿人平均计算，相当于每人纳税约8000元，约等于4.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而如果以今年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则相当于14亿农民的收入。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000万至9000万两银子，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
据另外一种统计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而相比之下中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4.5%，中国整体国民福利水平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全球化体系带来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来自所谓的“人口红利”。随着老龄化中国的过早来临，未富先老的中国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捉襟见肘漏洞百出，这势必给中国的持续发展带来重重危机。
以央行为主的政府资产总额中，中国政府遥遥领先，以4.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富有的政府；如果加上中国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那么中国政府的财富还将翻上两番，占有全国财富总额的绝大部分。相比之下，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政府财富仅占全国财富总额的4%左右。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无疑正走向“社会主义”的反面——国家主义；相比之下，藏富于民的美国西欧则更像社会主义。1978年，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4.71%，1995年则为14.6%，到2006年上升到18.73%.到2007年，更是以27.6%的惊人比重位居榜首。相比之下，民主发达国家的行政经费支出比例普遍不超过10%。2011年9月14日的《郑州晚报》报道称，4月11日至5月9日，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贫困县秭归花费80万，相当于200多当地农民全年收入。其中，仅礼品一项就高达113477元，包括每人一件900元的衬衫，2600多元一件的运动服，400多元一双的当地特色布鞋，还有脐橙、茶叶等。
世界银行2009年底发布的一份中国经济报告指出，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增长了1.4倍，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则只有城镇居民的1/7—1/3。中国2011年的财政税收将达到10万亿，相当于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些钱都是被谁用了？陈志武批评道：“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鲜可以用，官员可以用，官员子弟可以用，二奶可以用，私生子可以用，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中国目前仅失地农民就达1.27亿左右，接近总人口的10%，而实际失业率应不低于这个数字。与福利支出严重偏低形成对比的是政府用于镇压的“维稳”支出：2011年维稳费用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比上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了中国2011年公开的军费预算6011亿元人民币。
据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个人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达130人，仅次于美国的359人，财富超过150万美元的富豪，达82.5万人。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09年的资料，中国奢侈品消费额94亿美元，占全球的27.5％。这一比例仅次于日本，远远高出中国人口所占份额。这说明中国富人总数并不低，虽然中国财富只占全球财富的8%。“贝恩资本”日前发布的报告中称，2011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增幅达25%-30%，首度破1000亿元人民币，约合157亿美元。2012年中国奢侈品贸易和消费将超日本成全球第一，同时中国的豪车拥有量也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只是一个奢侈品消费大国，而不是奢侈品生产大国，这些奢侈品几乎全部来自从西方进口。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属于技术低端的加工生产；准确地说，是世界加工厂。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坦言，中国要出口1亿条裤子才换回美国一架波音747。对中国来说，只有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创造，离开了西方的科技支持，中国制造亦无从谈起。据说全世界每年申请的发明专利，美国占40%强，中国不到1%。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皮包和服装生产基地，但中国没有LV、古驰和阿玛尼。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如此鸣不平：“月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收入10倍于己的美国人。”在世界各国人均工资中，德国30美元/小时，美国22美元/小时，泰国2美元/小时，中国只有0.8美元/小时，居世界倒数第一；如果按每年劳动时间比较，荷兰1389小时，美国1610小时，日本1758小时，巴西1841小时，中国为2200小时，居首位。
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上，有一篇文章名为《做蛋糕、分蛋糕还是抢蛋糕、偷蛋糕》（作者：薛沙）。文章指出，蛋糕作为社会财富有两种分配方式：暴力分配和市场分配。在专制制度下，无论以“真命天子家天下”的名义，还是以“全民国家”的名义，都是权贵体制下的暴力分配。结果是做蛋糕的越分越少，直至没有人愿意做蛋糕。暴民革命的暴力分配威胁最大，这种短暂的革命只是暴力分配的轮回，对人类社会生产力造成破坏和压抑，随着社会进步必将被逐渐抛弃。所有进步文明的社会都会选择对社会财富进行市场分配，有一个由自由市场向制度市场发展的过程。文章最后认为，一个合理的制衡市场分配社会应该是：以制衡市场分配机制为分配机制；有利于做大蛋糕和保护做蛋糕的权利；全体公民有生存的人权权益分配；公开、公平、公正的分配社会的公共产品；对权力有民选、有监督、有制约、有罢免；制度性的制约偷蛋糕和抢蛋糕的人。
人类发展史也是财富的增长史。财富与财产的不同在于，财富是一种总体概念，财产则属于个人。财富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共同创造的。人类社会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向前演进，最终趋向文明，因此产生了政治。所谓政治，其实就是就是财富的分配方式。如果说财富是一个社会共同的财产，那么这个财产的瓜分就是政治。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崩溃，绝对不是经济最差的时候；一个国家出乱子，恰恰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解决好利益的分配和改革问题，从20年前苏东崩溃到今天的阿拉伯之春都是。
如果把财富比作蛋糕，财富分配的过程就是切蛋糕。大体而言，蛋糕有两种切法，一种是公平的，尽可能地照顾到不同的人，使蛋糕的价值实现最大化；一种是不公平的，有人得到太多，有人得到太少，甚至一无所获，前者挥霍浪费，后者饥寒交迫。依靠垄断的国家力量，政府本来是切蛋糕的人，如今已经坐大成为蛋糕的拥有者，创造财富的民众则沦为得不到蛋糕的乞丐，这就是国富民穷，或者说国进民退。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写过一部著名的作品《利维坦》，他将国家比作《圣经》中的“利维坦”。利维坦拥有坚硬的鳞甲，锋利的牙齿，口鼻喷火，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它是耶和华所创造出来的最大的怪物。从某种意义上，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利维坦”时代。
无论“殷革夏命，周革殷命”，无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谓革命也罢，进步也罢，人类发展的所有目标都是为了自由和民主。所谓自由，所谓民主，其实只是为了得到蛋糕的所有权。民主的终极其实还是税收问题。荷兰的建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从政府征税问题引起的。既然民众创造了蛋糕，那么民众就是蛋糕的拥有者，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相对而言，政府只是一个切蛋糕的操刀手而已。“社团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刀手”。据陈志武估算，从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不包括更大的预算外收入，比如各种非法收费和罚款），在这15年里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胀大概只增长了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7倍。
中国以食为天，却没有蛋糕这种食物。蛋糕切到怎样才算公平？在西方传统中，切蛋糕的人总是总后一个吃蛋糕，而他只能挑其他人剩下的那一块。中国人没有发明蛋糕，更没有发明蛋糕的切法。一个人怎么赚钱取决于他的能力，一个人怎么花钱取决于他的教养。从这种角度来说，分蛋糕比做蛋糕更能体现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在西方人看来，没有蛋糕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不会切蛋糕的中国更加不可思议。蒋方舟在《纪事中国2011》的末尾写道：“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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