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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东汕尾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去年9月以来发生的为土地、选举与村务帐目问题的抗争事件，不管学界怎么预测它的后续发展，接下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最有可能的将是中国当局由乌坎事件而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强化党委对农村的领导，甚至在农村增设权力派驻机构，延伸乡镇一级的职能，进一步剥蚀农村原本微弱的自治。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依据就是权力具有增容的本性。
所谓增容原本是个电力上的名词，意指用电方在进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因为生产能力需求的扩大，原申请使用的用电容量（通常按照变压器的容量来计算，单位为KVA）已经不能满足目前的生产经营需要，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申请增加容量。增容过程：用电方需要增加容量，必须向合法的供电主体（供电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用电方的相关申请资料，经供电方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可见，增容是以需求增加为前提，以经过相应的审批手续为合法。而使权力自身容量（如职位、职能、权限、范围等）得到增大的这种增容，与权力的扩张是有区别的，通常扩张带有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的一层意思，同时扩张也通常不会经过一定手续完成合法性。而权力增容常常带有一种客观需要的现象，虽然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假象，但它却一直披着客观的外衣，显示出一种社会的本身的要求，而避免给人印象是权力的需要。同时权力增容的一系列程序，使增容添置上合法的外装，让人认为这是合法的权力完善。就此而言，权力增容与权力扩张相比具有更大的内敛与欺骗性，使人不易发现其违法与危害性。
对于权力的增容本性，我想起两件多年萦绕于胸的事。
其一、1995年广西贵港撤县升市，我碰巧接触到当地一批官僚，发现他们普遍处于兴奋状态，对由县而升级为地级市满怀期待，几乎都信心满满地等待升级的到来。与此同时，许多外地的官员纷纷设法往贵港调动，仿佛那里有什么随时天上掉下的馅饼等待人去捡拾。为此我曾私下找这些官僚们问：这个撤县升市对于你们究竟有什么好处？何以让这么多人如此兴奋？他们给出的回答是对于经济发展如何有利，对于当地各种条件改善如何是历史性机遇，如何能提升当地品质。如此等等的解释，多是些宏大的利国利民的道理，却不愿提及与他们自身的关系。后来有一个官员私下跟我推心置腹地表白：如果县提升为地市级，官员提升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一般的官员普遍可能会被提升一级半级的，这才是大家兴奋所在。
应该说后面这种解释是我从官员中听到较少的观点，但后来我以此直接问那些一提县升市就兴奋的官员，是否因为县升市后自身的晋级机会而兴奋，他们几乎无人提出反对意见。事实上，后来我更进一步接触到广西区内其他一些地区，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区级单位的一些官员，他们对于这种县改市也特别热心，且多半心怀期待。 一个县升市何以能牵动这么多人的神经？激发这么大的热情？究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可以解决大批官僚的就业，能够创造许多官位，使权力增容，这样不仅当地原有官员提升的机会大大增加，就是外地大批官僚也可谋得调换转升机会，所以县级提升市级可谓深得官心。
当然以此类推，如果能多分几个省市机构出来，那欢喜的人就更多了。因为据民间大概估算，如果县级提升为市级，至少可以增加两万个官员职位，而新设立个省级，那么至少增加20万个官位。如此多的官位，对于官僚就业与提升确是大大的利多消息。这个情况后来我到北京碰到一个国家测绘局的官员，那老兄说的一席话也应验了这个道理。他在谈到自己不经意间就到达司局级的感想时，说因为测绘局一再升格，由自己进来这个单位时单位属于副厅级，自己就是个科员，三年后单位升格为正厅，自己所在的部门由科级升格为处级，自己这个科员也就变成了科长，而原来科长变成了处长。再后来，测绘局升格为副部级，自己所在的部门就升为了厅级，自己这个科员也就变成了处长，原来的处长顺理成章地成为厅长。这样下来，自己几年中不知不觉就是处长了，这种情况想不做官都难啊。由此可见，这些部门升格也会快速提升官员的官位，自然也会激化官员的浓厚兴趣，所以也必深得官员欢迎。
其二、1998年8月，广西桂林被国务院批准地市合并，即原来的桂林地区与桂林市合并成一个地级桂林市。我恰好也与桂林一些地方官员较熟，当时听到是怨声载道。合并前夕，许多有路子的官员纷纷想法外调，真如躲避瘟疫般急切逃离桂林，而大批没有路子的官员却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命运的裁定。为什么地市合并会引起官员如此大的惶恐，究其原因还是合并压缩了官位，是权力的减容。记得当时有个处长跟我感叹：“这一合并使多少干部丧失了发展机会啊！浪费了干部培养，损失太大了”。当然，这些话在我听来就是减少了几个官位，少了几个纳税人供养的对象，我自然认为这是好事。
由这种权力减容而导致官怨沸腾，可以看到权力驱动增容力远大于减容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多年来中国当局一再呼喊的精简政府机构，最后结果却是减来减去，说减的没减掉，新增的却又被固定下来，以致出现越减越多，机构在压缩下膨胀的状况。可见权力增容性的强大。
为什么权力具有这种增容本性？其一、因为权力与拥有的资源相联系，权力的大小意味着拥有资源的多少，这样一切权力行使者都本能趋向拥有更多资源，也就趋向努力增容权力；其二、人性中的恶，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成为满足人性名利需求的本能冲动；其三、权力有逃脱约束的本能，而逃脱约束的方式之一就是拥有更多权力，权力使自身更强大，这样抗拒约束的力就更强；其四、权力从自身安全性出发，也有增容壮大自己，增加安全感的需要。
由于权力这种增容本性的驱使，广东乌坎事件会被权力主体——官僚集团解读成是因为权力触角不及，或不深入、不强大，而导致民众的抗争，于是权力就找到了需要增容的客观理由，虽然事实上恰恰是权力干预、操控而导致了民众被侵害，进而引起民众抗争，但权力自身绝不会如此去理解，因为权力会自认为解决一切问题都只有通过权力，而不会理解权力的退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样权力会努力设法加强对农村的渗透与管控，于是权力自身为自己编织起合法延伸到农村的理据，进而通过自己掌控的程序来给农村设立权力机构装上合法衣表。如果广大农村能成为权力延伸机构，对于权力主体，即掌权者来说，那是件亢奋的事，因为那可以大大增容权力职位，会极大解决官僚就业，使权力团体极大膨胀，这样也会大大增加权力自身的安全感。所以乌坎必然会导致权力集团强化对农村的控制。
权力的增容性是自有权力以来就具有的现象。权力增容性的不断扩张，给社会带来的是官吏膨胀，税赋加重，资源耗尽，官强民弱，官权横行，民权难存的灾难。历史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了这种权力增容下的罪恶。正因为如此，随着人们对权力演化认识的深化，深切地感受到约束权力的必要性，所以在实践中探索出宪政民主制度，以宪法和法治规制权力的边界，通过民主来使权力主体经常更新，用以防范权力增容性造成的巨大危害。因为权力增容本性的存在，那些没有受到宪政制约的权力，就会加倍努力地逃避宪政，不断用增容来壮大自己以抗拒可能受到的约束。这样演化就形成了世界专制极权与宪政民主的不同制度分野。
面对权力的增容本性，世人应该时刻保持一份警惕，以避免权力带来的重压甚至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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