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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4日当习近平在白宫访问的时候，支持西藏自由的人士在附近的拉法耶公园举行抗议示威
“报应”并非简单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暴力思维和行为如同毒气一般弥漫，最终形成一种氛围，将加害人与受害人都笼罩在内。对藏人的抗议不要以为物质的暴力可以为中共造就太平，因为中共同样的暴力也用在十几亿汉人身上，必将结出更大的恶果。
藏人反抗绵延不断暴力镇压
自去年三月以来，有十六位中国境内藏人为抗议政府对藏地寺庙的控制和压制，抗议政府剥夺藏人的基本政治权利而自焚，单是进入2012年，就有四位藏人喇嘛自焚。这一系列事件，无疑表明在中国境内的藏区，藏人处境恶劣，民众与政府的关系紧张。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采取蛮横的高压政策，除了对中国民众严密封锁真相，开动宣传机器歪曲事实，诬蔑达赖喇嘛以外，大幅提升对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的“治安”戒备，把藏人的抗议消灭在萌芽状态。然而，在藏人抗议最强烈的四川省藏区，仍然有藏人在高压下走向街头抗议，军警开枪，造成和平抗议的藏人死伤。
这是中共在藏区绵延不断暴力镇压的最新事件。这些事件并非突然发生的。半个多世纪来，藏区的抗议和暴力镇压，有着清晰可见的因果联系。
从去年以来发生藏人自焚事件，是2008年藏区民众大规模抗议事件的延续。中国政府动员了所有的资源和手段，镇压了2008年的藏人抗议，但显然没有缓解藏区内在的紧张。2008年的藏人抗议，是自1987年和1989年藏人的抗议遭到镇压后，民众积压在内心的愤怒与不满的爆发。在此以前，有整整二十五年藏区似乎平静无事。可是，抗议的种子，却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武装冲突期间就已种下，只是在高压之下暂时休眠，随时都会发芽。今日发生在四川藏区的抗议事件和暴力镇压，都是以往暴力冲突的结果，环环相扣，其缘由至少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中国政府动用国家正规武装镇压藏族平民的那场战争。
以毁灭性镇压图谋彻底同化西藏
1951年，中共占领藏区以后，一开始采纳了对上层“统战”的笼络策略，以巩固占领，争取时间。1955年和1956年间，中共对藏政策有明显的转变，一方面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出面向达赖喇嘛承诺“西藏六年不改”，另一方面是在周边四省 “边打边改”。中共在藏区的所谓“民主改革”，有其特殊政治意识形态下的纲领性指导，即“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中共的“民主改革”和“民主”没有丝毫关系，亦非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共以军队为后盾，在周边四省藏区搞暴力土改，把汉地土改的残酷做法照搬到藏区，特别是毁灭寺庙，迫害乃至杀害僧侣及藏人部落领袖，没收藏人武器等做法，逼迫藏人反抗。中共对藏人反抗的反应是强力镇压，“争取大打”，并且把战火烧到曾经承诺“六年不改”的西藏地区，从而达到在整个藏区建政的目的。
于是，从1956年春到1962年秋的六年半时间里，在西藏和周边四省藏区，爆发了藏民反抗“民主改革”和中共暴力镇压的武装冲突。在这场战争中，由最高领导层亲自决策，中共动用了分属成都、昆明、兰州三大军区的作战主力部队，调来了刚从朝鲜战场下来的54军，兵种包括炮兵、骑兵、摩托、装甲、空军、通讯、舟桥、防化等部队，根据零星资料统计，兵力至少达二十万人以上。内部文件承认，解放军在“平叛”中“对外逃群众不加区别地加以杀害”，滥杀平民和僧侣，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在作战后滥捕滥抓，枪杀俘虏，在关押中虐待致死十分普遍，很多部落中青壮男子全部被抓，大多下落不明。
这场战争对藏民族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藏区原有的以部落和寺庙为构架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摧毁，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流亡。人民公社化使藏区失去了原有的灾害救助机制，导致大饥荒中平民大量死亡。这场由外来政权强加于藏人的战争，连同战后的滥捕迫害和大饥荒，使藏民族失去了10%-20%的总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有些地区达到一比七甚至一比十几，这些部落陷于灭绝边缘。
六十年代镇压了藏人以后，藏区长达二十五年的平静给中共干部造成了错觉，以为从此以后，中国政府在藏区的“改政”就获得了成功，他们已经实现了清末以来中国历代执政者改造西藏为一个行省的梦想，从此可以开始一个太平盛世。他们不知道的是，藏人却不是这样想的。
迷信暴力不信报应酿恶果
藏民族是一个大多数人信仰佛教的民族，佛教是藏人的民族宗教。佛教的信仰有一个来自于古印度哲学的基本理念，即“业报”，汉译“羯磨”。这是有关事物因果联系的一种信念：一切事件都有其“因”，也都会造成其“果”。善的动机和行为，种下善因，必将产生善果；反之，恶的动机和行为，就种下了恶的因，最终难逃恶之果。
其实，对因果关系的这一解释，相当接近唯物主义者的因果概念，但是，中共作为一个主张唯物主义的政党，其因果观和佛教的业报观念有一个最大区别，中共认同物质的力量可以控制事物因果链的结果，只要物质的力量足够强大，暴力足够残酷。虽然唯物主义也讲因果，中共却不相信报应。
“报应”并非简单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暴力思维和行为如同毒气一般弥漫，最终形成一种氛围，将加害人与受害人都笼罩在内。当年策划、指挥镇压的中共高干，没有几个得善报、获善终。导致“康巴暴动”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文革中家破人亡。彭德怀和黄克诚1959年3月策划了“拉萨战役”，随即就在“庐山会议”上双双被整肃，15年后，彭德怀惨死狱中。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文革期间死于毒打监禁，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刘少奇结局极可悲。直接指挥甘青藏作战的54军军长丁盛因林彪事件牵连，被开除党籍军籍，到死都未平反，追悼会上连“同志”的称谓都不获批准，只能被称为“丁盛老人”。他们临终前是否想过，他们正是自己下场的始作俑者？1962年7月24日，十世班禅喇嘛呈交《七万言书》后，周恩来同他谈话，凶态毕露地说：“如果达赖不回头，还能让达赖转世？”不到20年，周恩来身患癌症得不到治疗，活活被拖死。如今周恩来早已从神坛上跌落，而达赖喇嘛却成为世界级精神领袖。
同样的因果联系，也存在于汉藏民族之间。中国人有十几亿，藏民族只有六百万人，力量大小无法相比。可是，不要以为物质的暴力可以为中共造就太平，因为中共同样的暴力也用在十几亿汉人身上，必将结出更大的恶果。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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