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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会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闻听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2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9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打杀中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因此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他乡。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8月26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简称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九人。会上张某介绍了27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分析了人都在家怎么办，家里没人怎么办，家里有人外边还有人怎么办。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具体分工是：黄村中学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于27日下午3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如果被抄户有东西弄不出来，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答：“打死就打死吧！”
8月27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2人。
同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
杀人风也蔓延到芦城和天堂河公社。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队就打死了53人。
到8月29日为止，黄村、芦城、天堂河三个公社共有14个大队打死人。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又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夜里11点，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回县委，在请示了市委之后，又带十几名干部赶赴马村。
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线，严禁外人进村。县委的人9月1日凌晨1点赶到，冲了3次，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冲到村口第三道防线前。王振元厉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民兵经过请示，这才允许他们排队进村。同行的张连和这样记述：
“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据吴德讲，最后还是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去，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34人，救出108人。
动手最晚但杀人却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8月29日大辛庄公社“文革”组长胡福德到黄村串联，30日他搭乘县公安局张某的车回公社。路上胡问张：“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张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公社吃午饭时，张某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胡福德遂与“文革”副组长高福兴研究，决定当晚召开全公社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
会议由9人小组主持，胡、高之外还有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等。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地富出身，被9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遭杀。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当场宣布：31日夜间10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9个大队杀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56人）。是夜全公社共杀死110人。
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家属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9月1日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正是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红八月”的恐怖活动才得以式微。9月2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总算遏制住了。
（作者为齐鲁书社原总编辑）
来源: 炎黄春秋 | 来源日期：2012年第2期 |
附录：
谁是大兴县血案的罪魁祸首？
胡 平
文革初期1966年红八月，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当时，各公社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说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要杀死地富及其亲属。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地富及其亲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这场大血案在严家祺与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里有记载，遇罗文（遇罗克之弟）也写过专题调查。还有一位张连和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五进马村劝停杀”。
张连和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文革初期被选为文革组长。张连和回忆道：“‘8.31’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34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事后，张连和写了一首“七绝：马村停杀无辜”：
五进马村劝停杀，三十四众去无家。
留存一百单八将，阴转多晴把党夸。
读张连和的回忆文章，我们发现有几个地方很奇怪。首先，这场大屠杀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而是大张旗鼓进行的。政府不是被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是很快就掌握了情况。但奇怪的是，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听任事态发展。屠杀是从8月27日开始的，可是政府直到31日才赶赴现场制止。也就是说，政府听任屠杀进行了整整四天之久。
另外，政府的制止方式也非常奇怪，出动了大批干部，包括县委书记、以及县委办公室、监委、共青团、武装部、派出所等干部，甚至连北京市委书记马力、市公安局长刘坚夫、市卫戍区张益三等都亲赴现场。奇怪的是，去了这么多干部，却没有带什么军警。按照张连和的记叙，当他们一些县委干部来到马村村口时，竟被马村的民兵阻挡，在费了一番唇舌后才得以进村。到了作案现场，凶手都在那里，人证物证俱在，政府却并不下令逮捕凶徒，而只是对其口头劝说。对方居然还不买账，还和他们争辩，以至于他们去了一趟又一趟，一共去了五趟，对方才勉勉强强地答应下来。按说，政府既然是政府，那就应该当场抓人，如果对方敢拒捕，那就该当场开枪制服；可是政府却只是一味劝说，和凶徒们不断地谈判，只求对方放下屠刀。这哪像是政府所为呢？政府之所以叫政府，就因为政府拥有强制力。政府可以运用它垄断的暴力工具，强行贯彻它的意志，制止非法暴行。可是在这里，政府却是把它的强制力弃而不用，宁可像个手无寸铁的牧师那样，苦口婆心，喋喋不休。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其实，说怪不怪。
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校长卞仲耘。此后一连几天，又发生了多起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情况。这事反映到公安部，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根据严家祺、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记载：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就开始了对黑五类的大屠杀，直到9月1日才结束。
原来如此！原来大兴县的屠杀并不是公社干部和贫下中农的自发行为，而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暗示、怂恿、鼓励，以及纵容和放任。
意识到这一点，当你再去读张连和的诗句“阴转多晴把党夸”，你不能不感到格外的悲哀。是啊，这些地富及其亲属明明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可是到头来却还要感谢共产党，还要“把党夸”。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这些可怜的黑五类们只有引颈就戮，要不是张连和等干部前来搭救，他们就死于非命了。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处境下，他们对党感激涕零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这场大屠杀中，罪魁祸首还不是公社干部贫下中农，而是共产党，是中共中央，是政府。
正如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指出的那样，象大兴县血案一类暴行，实际上是“国家机器行为”；包括组织杀人行动的公社干部和动手杀人的民兵，都是国家机器的延伸。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大兴县血案看上去不是政府直接出面而是群众直接动手，但这正是政府在借刀杀人。是政府故意地让一些人不受法律的约束，让另一些人不受法律的保护。这就导致一些民众打杀另一些民众的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由于政府自己并没有出面，这就使得很多人把暴行都归咎于动手的民众，再加上到后来，政府还对一些行凶者实行了某种惩处，因此有很多人还会把政府当成好人。其实政府是在借刀杀人，政府，或者准确地说，最高当局才是罪恶的元凶。
我们知道，人们建立政府，就是为了防止人们彼此伤害。一旦政府故意地、有选择性地放弃其基本职责，那就必然导致大量的暴行。文革中各种形式的武斗是这么造成的，今天的暴力拆迁中发生的大量暴行也是这么造成的。从表面上看，在暴力拆迁中，直接动手行凶的是开发商雇来的打手，其实政府才是罪恶的元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2010年11月号《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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