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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的新书《回归民主》将在3月1日出版，本书直指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长吴邦国提出的"八确立、五不搞"的本质为一党专政，德国之声就此专访杜光。
德国之声：我们知道您有一本书即将在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名字是《回归民主》，是什么促使您写这本书，这个《回归民主》书名后的含义是什么？
杜光：长期以来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的看法，我认为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贪污、腐败遍地、道德沦丧，每年群发性事件达10多万起，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掌握了政治权力就可以走私贩私、卖官鬻爵、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甚至是侵吞国家和老百姓的财富发财致富，许多老百姓地被强占、房被强拆，无家可归、无业可就。
为什么国家权力得不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呢？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 是一党专政，一个党垄断了全部国家权力，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可以制约和监督这个党，权力得不到制约和监督，原因就在于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为什么会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呢？因为共产党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用来解释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合理性。它最扼要和完备的体现在"四项基本原则"里面，明明是专制主义，却要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明明是一党专政，却要把它说成人民民主专政；明明是垄断真理，却说是确立了指导思想。
这样一层层的深入分析下去，我发现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首先必须在理论思想和政治原则上拔乱反正，我在《回归民主》这本书中的文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什么用《回归民主》这个书名呢？在这本书中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前言，介绍了全书十五篇的基本内容，起了个标题：为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中国，简单的说就是为了回归民主。这是我批判"八确立、五不搞"的目的。
德国之声：说到吴邦国的"八确立、五不搞"，德国之声在去年3月的两会期间也作过相关的报道，我们还记得吴邦国提出的：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您认为这个五不搞的本质是什么？
杜光："八确立、五不搞"理论思想和政治原则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维护专政制度、巩固专制统治的。这是建立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中国的最大障碍。
德国之声：吴邦国这个五不搞，也使我们想起了2008年刘晓波提出的《零八宪章》，提出修改宪法 ，分权制衡等，您是否赞同这里面提到的主张？
杜光：关于《零八宪章》我写过好几篇文章，第一篇就是说《零八宪章》是一个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和共产党作对的宣言，因为党的文献和报告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这种体制改革怎么进行却没有具体的阐述，温家宝也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看不到实际行动；中国要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程度？建立怎样的制度？才算是改革政治体制呢，《零八宪章》并不意味着就是真理，我认为《零八宪章》就是提供了老百姓可以讨论、可以选择的方案。
关于联邦制，中共党章和一些文献里面就谈到中国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联邦国家，所以联邦制也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不是联邦制在未来中国一定要实现。"五不搞"中明确提出和回绝联邦制，这是很不明智的。譬如说台湾将以怎样的方式统一，是不是可以采用联邦方式呢，我认为是可以讨论的。甚至包括新疆、西藏问题，这些少数民族和他们的文化、宗教、生活习惯都和汉人不同，如果给他们高度自治甚至联邦，统一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我认为比现在这样更好。
德国之声：因为这本书的缘起是吴邦国的言论，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提出的"五不搞"这种与普世价值相悖的主张，这是否表明中共目前并无改革意向？
杜光：从纵向来看，100多年来，从洋务派开始，中国社会只要出现了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观念，就会出现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这已贯彻了100多年的历史。从横向来看，中国的各个阶层到从最高层的领导到社会底层，都存在着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在最高领导机构里存着这样的现象也很自然；我认为很难绝对说最高领导要改革或不要改革，只是在这种矛盾中，专制主主和民主主主哪个能占上风。观察中共问题要把它们放在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斗争的平台上去考察。
德国之声：您的意思是在中共高层内部也可能有民主和专制力量的分歧？那么这本书在两会前出版，您是否希望中共高层能够看到您的书？中共党内开明力量也能够听到您的民主的声音？您觉得对他们会有些作用吗？
杜光：当然希望他们能够看到，不过恐怕不一定能够看到，因为书只有在香港才能出版，可从香港把书带进大陆很难，可能会有点作用吧。如果能看到就应该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应该说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作用。
德国之声：与中共高层维护专制对应的是，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发出民主改革呼吁和底层民众的抗争维权运动，您怎样评论他们对推动中国民主和变革的作用？
杜光：民间的民主运动是整个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我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现阶段有三种重要形式，第一就是改革；第二是启蒙运动；第三是维权。所以民间的抗争，实际上是反映了底层民众对民主主义的要求，维权运动实际上是受迫害的、房屋被拆除、土地被侵占的民众同侵占他们利益的权贵资产阶段和豪强阶层的斗争，我始终站在维权群众一边。
德国之声：我们了解到这本书是由鲍彤先生为您作序，他对您这本书非常的推崇；我们也看到一直以来中共党内自由派民主人士和学者一直在推动中国的民主，比如，您和鲍彤老师都曾支持过"八九民运"中的学生，为此也承受了很大的代价，您觉得在未来你们的主张会不会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
杜光：我们期待扫除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障碍，人们从"八确立、五不搞"的蒙昧中走出来。就象我在书的第十五章里面，我认为"八确立、五不搞"反映了一种理论上的蒙昧主义，所以很需要一种新的启蒙运动，鲍彤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了一句话：感谢杜光先生启蒙了吴邦国，启蒙了我们，我觉得我这本书应该在启蒙运动方面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上层到下层。而中国只有在理论的蒙昧当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中国的前途，只有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社会才能有未来。
采访记者：吴雨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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