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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透明与权力运作的黑箱化，是谣言产生的最佳温床。中国本来就盛产谣言，每逢乱世与末世，谣言更是特别多。目前，身处网络2.0时代的中国人又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大清王朝末期，身置各种谣诼之中。
若追究起谣言始端，则缘于重庆市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今年2月出奔成都美领馆。2012年3月14日下午，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薄熙来被免去职务。从那天开始，几年来都是中外媒体关注焦点的薄督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莫说薄督将受朝廷何种惩罚这种事体，就连薄督驻跸何处，也成了公众不得与闻的“国家机密”。从此各种谣言纷传。
谣言可谓纷然杂陈，从看起来颇为真实的消息（如薄熙来被软禁），到耸人听闻难以置信之事（如政变），在海外的中文网站均能找到。国内由于薄熙来以及相关消息成了禁词，于是微博成了各种“隐语”的天下，这些“隐语”一天一变，仅用于指称薄熙来的隐语就有好几种，如“不厚”（以其姓喻）、“西红”（西南唱红歌）、“西红柿”、“三少爷”（薄在其兄弟中排行第三）。一些国际大媒体开始还沉得住气，对网上消息要多方查证，比如《纽约时报》与《国际先驱论坛报》谈到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的《关于王立军事件初步处理情况通报》，还分别向几位看到过那份报告的中国官员查证核实。但到后来，一些大媒体也加入竞猜游戏，比如《金融时报》英文网刊在3月20日下午刊登温家宝呼吁平反“六四”曾遭薄熙来多次反对的报道；21日中国大陆网民突然发现国内网站解禁，可以搜索到有关“六四”的部分内容。于是这些消息又引发种种过度猜测。
细究起来，这些谣言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薄熙来及其妻子谷开来的腐败问题。第二类则是由薄熙来牵扯出来的高层矛盾问题。第三类就是有多少军中势力卷入了这场权力斗争。
由于中国官方沉默以对，中国人又只好拿出从新闻字里行间读真意的看家本领。据说一向为青年、中年人不屑一顾的CCTV晚间新闻，最近收视率大增，人们耐着性子将枯燥的国内新闻从头至尾看遍，为的是看有谁没出现。其中关于传说中的薄熙来后台、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更是成了关注焦点。
谣言其实是专制社会民众的一种反权力武器。反观中国历史，流言四起并对人们判断形势起特大作用的时期，往往就是王朝步入末世乱世之时。从“谣言”这个社会切口管窥蠡测，我们可以洞见一个社会的世态人心，政治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近现代以来，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谣言纷传的年代，一是晚清，二是国民党政府败退至台湾前夕，三是1976年。
以清末为例，当时谣言纷传，其中以两大类为主，一类是预言清朝灭亡的谣言，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另一类是渲染上层矛盾的谣言，譬如汪精卫1910年在北京以炸弹刺杀摄政王事，被谣传为炸弹是载洵、载涛两位皇室成员从伦敦带回交给汪，命其刺杀摄 政王。1910年10月间促成湖北新军哗变（即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的也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攸关的谣言，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这则谣言将新军士兵逼入了秦朝末年陈胜吴广等面临的“大泽乡困境”：服从必然死亡，反抗或有一线生机，于是乃有10月10日晚上的楚望台起义。
中国不是信息透明的国度，每次权力斗争都会引起流言四布，连中低层官员都乐传这类流言并相信。现阶段处在网络2.0时代，一个政府不管其如何善于控制信息，却绝无可能完全控制该社会的所有传播渠道，控制得越紧，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也就越离奇。因此，今年2月王立军事件以来各种谣言纷传的状态，为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政治传播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与传播体系之间是种共生关系。谣言之所以传播迅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统治乱象，是社会面临大变革、大分裂、大崩溃的预兆。可以说，这些谣言正从根本上侵蚀着中国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各种谣言的发酵刺激下，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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