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给薄熙来定罪这个问题上，胡锦涛显然陷入了困境，而这个困境的根源恰恰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也就是说，胡锦涛今日的困境是因为他把中共带入了空前的险境。

今日的中共有如一条突然发现自己驶入危险海域的航船。此前，中共顶层并非不知有这种风险，但胡锦涛只顾顺风飘行。他的如意算盘是，在接近危险海域之前，就可以安全交班了，后面的事自有后面的船长负责。温家宝作为大副，薄熙来作为一名有野心的二管，对此都十分不满，认为胡锦涛太不负责，给中共带来翻船的风险。所不同者，温家宝认为向右转是生路，薄熙来则认为只能向左转。温家宝只是呼喊，而薄熙来则串联一帮人，准备在时机到来时自己操舵。

薄熙来挑战了船长的权威，这是海上航行的大忌，不能不处理。但胡锦涛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惩治薄熙来并没有解决该向左转还是向右转中共才能脱险的问题。如果温家宝真像所传的那样，坚持要为六四平反，是不是也应看作挑战船长的权威？因为胡锦涛绝不可能接受这个主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治薄熙来的罪？这个问题的麻烦就在于，胡锦涛很快就不是船长了。搞不好，他今天整治别人的手段，明天会被别人用来治自己。

因此，对薄熙来的处理，既涉及重大路线，又涉及游戏规则。这两个选择有一个错了，都会给中共政权带来灭顶之灾。这就是中共今日面临的险境。胡锦涛的困境就在于，他作为一个即将离任的船长，既要对这两大决策负政治责任，又没有时间掌控决策之后的政治过程。而即将接班的船长，既可以推托责任，又有机会来清算自己。在我看来，这就是胡锦涛对薄熙来问题难下决心的原因。

薄熙来下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些对底层有利的政策会不会随之夭折。薄熙来离去的重庆已经向官僚们释放出一个信号，只要不站错队，就不会影响自己的官帽，因此，没有了野心勃勃的地方大员相互竞争，也就没有了民生政策的政治动力。评论家长平已经从广东的变化看到了这个苗头。这其实是导致薄熙来卷土重来最有效的途径。胡锦涛不大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让那些骄奢淫逸的官僚们去认真关注民生呢？

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试图打出政治民主化的旗号对抗薄熙来的共富路线。温家宝的路线显然不可能被党内接受，他只可能寄希望于党外力量的响应。问题是党外的自由派到底有多大力量？孔庆东最近的言论表明，在党内失势的左派也完全可以接过民主的口号，如果他们把民粹的民主和共富旗号一同打出来，岂不是做实了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中共最深刻的危机就在于，自六四以来的党内政治生态，已经没有正派人士生存的空间。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都是一种纯粹机会主义的选择。这和文革之后的情况存在根本的差别。当时经过几十年政治运动，中共内部有一大批因为敢说真话，实事求是而长期遭受屈辱的干部。习仲勋就是这类人的代表。这些人是支持邓小平代表的文革中失势的中共当权派发动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对毛泽东种种荒唐政策的反思，他们亲历的不公平遭遇，都成为八十年代改革宝贵的思想和道德资源。没有这股力量，邓小平向右急转的改革路线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西方的资本主义更坏，这已经是人所共见的事实，如果继续沿著过去二十年的路子走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发生革命。薄熙来并不是中共党内唯一看到这个危机的人，但为什么只有这个大家都害怕的野心家采取了行动？这才是真正值得胡锦涛和中共大员们认真反思的问题。

作为一个无能的船长，胡锦涛宁用奴才和坏人也不用好人，这是不争的事实。薄熙来能兴风作浪，离不开这种政治生态。如果胡锦涛对薄熙来的处置不能给新船长改弦更张带来机会，则翻船的风险会更大。而新船长若不追究胡的责任，又如何能改变这种政治生态？这是胡锦涛的难题，也是习近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