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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开了先例，从中央到地方就按照他的说法统一口径。人口大量死亡，只能说“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1959年5月23日的中宣部《宣教动态》以“为什么肿病继续上升”为题报道，“据卫生部报告，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4月14日，发生肿病病人77．9万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1日，就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死亡2000多人。”这里没有提四川和安徽，因为这两个省当时盖子捂得很严，外界不知道。用“肿病”、“疫病”来掩盖大饥荒，显然达不到让各地“取得免疫力”的效果，而是一个省接着一个省地出现了饿死人乃至“人吃人”的同类惨剧。
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自然老人占了一定的比例，但年富力强的人也不在少数。譬如山东省，1960年劳动力只剩1790万人，比1957年的2173万人减少了384万人，劳动力的损失极为严重。
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除了“饿死”、“病死”的，还必须补充“打死”、“冻死”的。在1960年底的“反瞒产”斗争中，信阳地区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绍平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称：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社员91人，大队书记亲自打过150多人。
息县防胡公社大坑沿大队副大队长赵同山（公社下放干部）在1959年12月间，对杀猪、鸡，偷红薯的社员严刑吊打。14岁的女孩李四妮因偷吃了一把面粉，将她的头发吊起来毒打致死。一个杀了一头羊的社员也被他活活的打死了。他还拿刀割了7名社员的耳朵。
夏庄公社罗圈子大队队长杨春福和统计员罗心清于1959年11月28日，将偷耕牛的7名社员用一根铁丝穿7个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该大队有两名社员因杀牛被打死。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8名社员。
由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级干部采取了惨无人道的镇压手段，把农民变成了变相农奴，没有任何话语权和行动能力，才会出现以下的现象：当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
（八）
1962年夏，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发生了一场争论。毛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此后，毛便下决心搞掉刘。
后人愧对刘少奇的是，在他冤死近40年后，“饿死这么多人”的真相，仍然没有记载在国史上。以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知道甚至难以想象当年的这场惨剧。有的“毛派”还故意把水搅浑，将“大跃进”、大饥荒始作俑者的历史责任转嫁到别人头上，一些年轻人也就信以为真了。
杨继绳写道：“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极权制度提前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正是由于有了杨继绳这部80万字的《墓碑》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著述，我们这代人才能免于上历史的耻辱柱。但是，有关大饥荒的真相只是刚刚揭开了一个角，还有强大的势力集团在拼命地遮掩和美化。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还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要准备“为理念而献身”。在这方面，杨继绳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200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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