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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历史偶然中的作用——薄熙来事件随感
郑义
2005年，被视为极端反共的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史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确定地认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罪恶的时代，我这一生中始终致力於我最为关切的问题，就是试图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应该怎么做才能保证这些事情不再发生。”
所谓“最为罪恶的时代”，举其大端，应该是指二十世纪曾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音译“纳粹”）的崛起丶对犹太人的“工业化”灭绝丶南京大屠杀丶以苏联中国为主体的共产主义的崛起丶以及其後几乎毁灭人类的冷战等等。在这个“最为罪恶的时代”中为恶最烈的，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暴虐的极权制度，以及人性中最阴暗的部分：仇恨丶冷酷丶残忍。对於我们中国人来说，其标志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嫡系“老红卫兵”。
我完全赞同制度批评。是的，我们的一切灾难确实来自共产极权制度。但我同时也赞同人性批评，这是正统的共产意识形态从来激烈反对的：因为这是“人性论”，是“唯心主义”。我并非从理论出发，而是从我们身上的鞭痕出发：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完全可能是另一种命运。至少，可能不会饿死数千万人，不会发生把全国人民卷入最高权力争夺的“文革”，不会有文革中的大屠杀和大吃人。对於毛泽东的人性，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一位外国观察家在自己的日记中做出了以下的评价：
“毛对任何个人或千百万人都不感兴趣。重要的是抓权。至於说抓权究竟要付出多大牺牲，……他是很少关心的。确切的说，对於这一切根本就不关心。对他来说，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计划的工具而已。（他）俨然是救世主。他凌驾於人类丶法律丶道德和苦难之上。”（彼得•弗拉基米诺夫：《延安日记》第241页）
“毛泽东……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彼得•弗拉基米诺夫：《延安日记》第68页）
这个人叫彼得•弗拉基米诺夫，系共产国际派驻延安联络员丶塔斯社特派记者，实际上是苏联驻延安“大使”。在1942年春至1945年冬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延安中共领袖层广交朋友，和毛泽东长谈数十次之多。再没有任何一位外国观察家比他与毛相处更久，了解更深的了。而且，他的观察极为深刻，不仅揭示了延安时期的恐怖血腥，而且得到了毛登基後历史的追认。他抓住了毛泽东的两个重要特点：残忍丶权力狂。他还抓住了一个所谓“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谈到个人丶人的性格，政治就有了与文学相重叠的部分。我试着在“权力狂”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两方面来展开我的这篇随想式文章。
先谈权力狂。薄熙来正是这样一位毛泽东式的权力狂。他一旦得势，必将把中国再一次推入类似於“富田事件”丶“延安整风”丶“内战”丶“镇反”丶“反右”丶“文革”的血泊。网上现在有一些关於他的传言：
“‘薄熙来是一个政治狂人，他对自己的定位是“秦始皇──毛泽东──薄熙来”’”（严家祺：《王立军代“天”惩罚薄熙来》）
“据网上消息，已被双规的薄熙来亲信交代，薄熙来王立军计划要在重庆杀三千人。薄熙来说，不狠狠地杀他一大批，不能建立我们的威严，无法镇服猖狂的黑社会。他还说，六四就是杀人太少才使得现在还有人敢於翻案，这种教训必须接受。”（苏仁彦：《刘源涉嫌密谋，陷得很深——薄熙来和红二代的行动策划》）
严格地说，这些传言不可尽信，但也不可完全不信。我是一个作家，研究对象就是人物的心理丶性格。这些传言与薄熙来性格与思想的主要特徵相当一致。他青年时代的一个细节至关重要：为表示划清界限，曾踢断了父亲薄一波的肋骨。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细节。踢断父亲肋骨，还得到父亲表扬（薄一波1983年回忆文革：“……这个狠小子，又在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丶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个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接班人的好材料够狠，能干大事”——作家杨光），父子二人的性格丶灵魂都袒露无遗。薄熙来所为，连干部子弟圈子都不齿。这种事，在文革那种灭绝人性的时代也是极为罕见的。除此，我所知的仅有一例：我们班有一位同学曾带领老红卫兵去打他的“小业主”母亲，据说亲自参与了毒打。此事遭到全班左中右三派的唾弃，从此抬不起头，自我流放到学校木工房修理桌椅，一直到毕业分配。我的母校就是那个“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我们班的红卫兵又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骨干。连他们都无法忍受这种丧失人伦的卑劣。薄熙来（加上他父亲）这件事干得过於残忍了！
我应该介绍一下薄熙来的人格背景。
他是高干子弟——“老红卫兵”一代人。
在我的母校——红卫兵发源地清华附中，文革初起，1966年初夏，“当同学之间还在辩论‘校长老师该不该打倒’时，高干子弟们早已雄心勃勃，准备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大显身手了。一位高干子弟与同伴说：咱们的父辈就是在青年时代登上政治舞台的，现在该轮到我们了！他们天然地明白权力为何物．他们的父辈是今天的统治者，他们当然是中国明天的统治者。”这段话引自我多年前写的《我所亲见的“老红卫兵”》。在同一篇文章里，我还写道：“红卫兵——这些中国未来的统治者，这些年轻的权欲狂，就是这样毫无人性地用无辜者的生命与鲜血来铺平他们通往政治权力之路！”对於这些年轻的权力狂，我第一个把他们定义为“青年法西斯”丶“毛泽东的党卫军”。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脱离政治圈，或者在政治权力领域之外取得很多成就，或者幡然悔悟站到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一边。像薄熙来这样嫌六四杀人太少，还叫喊要继续杀人立威的，已经极为稀有，也许只有一两人两三人了吧？他真是成了毛泽东的嫡传弟子。这不仅是性格分析，而且是重庆的现实。他掀起的“唱红打黑”，既是毛泽东煽动民众不满以争夺最高权力的套路，又有文革红海洋的宏大气势，还借鉴了斯大林利用警察残酷清洗的模式。共产极权制度曾经出现过的两大模式：斯大林的警察模式和毛泽东的民粹模式（直接与人民“结盟”）薄熙来都成功继承了。也许还应该分出一种波尔布特的大屠杀模式，薄熙来还没来得及，而已。如果薄熙来真的说过诸如“六四杀人太少，还要继续杀人立威”之类的话，我劝谁也不要当成一时失口的“过头话”，他是下得了手的！
斯大林毛泽东是两位共产运动史上顶级暴君。他们不仅杀黎民百姓杀政治反对派以立威，更下得了手杀同僚。斯大林几乎杀光了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列宁的老战友，毛泽东同样，甚至连乞求脱离政治，回乡种地的刘少奇彭德怀都逃不出他的毒手。他们的人格已经发生了可怕的变化。斯大林逝世後，苏共政治局杀掉了斯大林的刽子手贝利亚，就是因为太惧怕他的残忍无情。马林科夫丶赫鲁晓夫等人深知，一旦贝利亚上台，他们谁也干不过他，而且将尸骨无存。这不仅是因为贝利亚手中掌握秘密警察系统，而且他杀人太多，杀顺了手，已经演变为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我猜想，在中共最高层，恐怕无人不惧薄熙来。今天是政治盟友，後天就是刀下鬼，想做阶下囚而不可得。在权力狂人格中，是没有宽恕丶容忍丶克制等词汇的，是没有恻隐之心的，一切都会以人身死亡告终。王立军与薄熙来共事甚久，参与密谋，深知其残忍，最後逃入美国领事馆，才得以保全性命。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要看清一个人物，一定要研究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有一句名言叫“性格决定命运”，即是说命运是被性格决定的。同样，性格也是被决定的，性格之形成，又缘於家庭丶社会和时代诸背景。这就要说到薄熙来之父薄一波。
薄一波在中共高层内部亦遭人侧目，主要缘於他在“倒胡”事件中之恶劣表现。因为“六十一个叛徒”冤案，薄一波在共产党监牢里蹲了15年大牢，完全是因为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才使他重返人间。对於薄一波而言，胡是有大恩的。不料在权力欲望之鼓动下，他竟然恩将仇报，联络极左派，并亲自上阵，以非程序手段打倒党的合法总书记胡耀邦，把胡正在酝酿的全面政治改革扼死於母腹之中。薄一波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抗战时期的“晋西事变”。我青年时代曾在山西当农民当工人当作家凡二十年，山西民间对薄一波似无好评。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晋西事变”就是薄一波发誓放弃共产革命，坚决抗日，阎锡山轻信，看他是个难得人才，给他粮饷军械，让他帮忙组织抗日“新军”。却不料几年後薄一波羽翼丰满，翻脸不认人，把五十个团的军队带到共产党那里去了。这一事件中的两位主角都受到恶评：在阎锡山是轻信误国，死在台湾举行国葬时报纸仍耿耿於怀：“抗战前后，虽然阎氏始终站在抗日战线，但因为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二十八年十一月，新军叛变十五万之众，均投向共匪，成为后来晋察冀区共军主力，又是谁之过欤？”至於薄一波，山西民间一直认为他口是心非，骗了阎老西，是不讲信义的一个小人。薄一生中对阎锡山和胡耀邦这两大“背叛”，揭示了其性格中的“权力欲望”丶“不择手段”等主要倾向。再加上被儿子踹断三根肋骨之後那一番直见灵魂的夸赞，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权力狂就完美凸现。
背叛丶出卖丶寡义丶顺风转舵等等性格判断与政治判断丶意识形态判断是有区隔的。既然可以背叛国民党的阎锡山，也同样可以背叛共产党的胡耀邦，还可以背叛其他人。中国民间喜谈忠臣奸臣即忠奸之辩，具体历史不过是背景。满清皇帝下令编着《二臣传》，也是一个把“叛卖”人格特徵与政治利益清晰切割的例证——所谓“二臣”，正是帮大清打下江山的明朝降臣—功臣。坊间传言刘源等“红二代”与薄熙来秘密结盟，如真有其事，那是读书太少，政治幼稚。除非他们打算薄熙来一旦登基便解甲归田，退隐山野，否则一定要重蹈父辈的覆辙。（据说政治局里还有几票支持薄熙来，真令人费解。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跟什麽人结盟都可以，唯独不可跟斯大林毛泽东式人物结盟。在薄熙来夺取皇冠的漫长道路上，在任何一次表决中投给他的任何一票，都是自己日後的死刑判决书。斯毛去世後，中苏两党高层都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政治斗争失败者免死。这是一个虽然有限但很重要的进步，它限制了内斗之血腥，使最高权力的争夺不再是你死我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大清洗”和“文革”的再现。捉狼者有一诀窍：钻进狼窝去抓。因为在窝里狼绝不开牙厮杀，你只须拿口袋一只一只装。也就是说，绝不“窝里斗”成了狼维系种群生存的最高原则。那种在窝里呲牙的狼，想来早就被驱逐或天理不容了。）
当然，父亲是权力狂不能决定儿子也是权力狂。在重大事件刺激下，在家庭影响下形成的性格雏形可能发生转折。遗憾的是，薄一波全力把这个“六亲不认丶手毒心狠”丶因而“能干大事”的儿子薄熙来推上了争夺最高权力之路。据我的一位好友（干部子弟，着名民运人士）说，在邓小平决定“每家只允许一个子女从政”的约定（“潜规则”）之後，薄一波曾召开家庭会议，议决“全家保熙来”。即已从政者转而经商，任何批条子丶收回扣等易於被政敌抓住的腐败情事不许与薄熙来有沾染，以保持清白之身。（现在看来，薄熙来没有做到。这既是中国“法制”的悲哀，也真是人性的悲哀！）——这仍然不算数。对於政治家来说，有大企图心不算罪过。问题在於手段。如果没有主政重庆所表现出来的“唱红打黑”，他的人完成就缺乏了关键的一环。（事属凑巧，薄家父子主要活动於山西丶北京丶重庆，恰好与我的人生轨迹重合。我出生於重庆，那是我的故乡。少年赴京求学，经历文革，至插队离京共20年。山西生活20年，是我文学的故乡，在那里我了解中国，并走上文学之路。因此之故，我不可能对我生命中这三处生养之地漠不关心。虽然多年不再写政论文章，但风吹草动总令人牵挂。）
当我回首往事之际，更加确信目下流布於坊间的未加证实的“传言”大抵属实。发表於香港《开放》月刊的苏仁彦的文章写道：
薄熙来和这些红二代结盟的第一个共识是他们强烈的”江山意识”。他们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他们的父兄打下来的，只有他们才是继承江山的真命天子，即文革时一度盛行的”老子革命儿接班”的血统论。薄熙来的狂妄和野心即来自於此。据一位曾与薄熙来面对面谈话一个半小时的记者说，薄熙来充满承继中共江山舍我其谁的自信，并把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的平民子弟领袖轻蔑地视为暂时代共产党管理江山的家奴，认为最终权力应该交回到中共红二代手中。
这种视平民子弟为“家奴”的“血统论”我们早就领教过。下面引文出自我1989年写於逃亡途中，1993年出版於香港的回忆录《历史的一部分》：
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头∶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某日，插队前夕。
两位青年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上迎风远眺。苍劲的北风揉乱了他们的黑发。眼底那自由起伏的羣山，如波涛般扩展向四面八方的地平线。这简洁而辽阔壮美的景观，每每使炎黄子孙们肃然无语。心口发烫，刹那间念及”祖国”与”历史”……
那一天正是这样，两个青年分属对立的两派，但此时此刻，他们从心里想谈谈共同的东西。
高个子宽肩膀的青年倜傥风流，高视阔步。他环视着粗犷的一派北国风光，爽朗地说∶
“将来，你们就替我们来建设这个国家吧！”
戴眼镜的青年宽厚而内向。他似乎马上就明白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之含义，但还是抬眼瞅了高个子青年一眼，透过高度近视镜片，投去一个”为什麽”的眼神。
在四目相视的一瞬，两个人的心里甚麽都明白了。但高个子青年还想把问题说得更有条理，更有说服力。他气派大方地拍拍朋友的肩膀，说∶
“中间派们不会有什麽大出息，我看你们四三派的行。你们很聪明，有才华，但你们的出身一般是知识分子和普通工人丶巿民家庭，你们离权力太远。而我们老兵呢？我们也很有魄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离权力很近，我们和权力有天然的联系。所以只能是这样了：将来，由我们来执掌这个国家的权力，你们来给我们好好建设！……别不服气，老羊，不信再过二十年咱们看看！”
这是我的两位私交颇好的同班同学。这是下农村前他们之间的一段推心置腹的“临别赠语”。高个子青年叫袁××（其父为大军区政委），清华附中老兵核心战斗组“齐向东”骨干，随後走後门当了兵，很快就升了上去。戴眼镜青年是清华附中井冈山主力“百万工农”战斗组“黑高参”，後到白洋淀插队，又上了大学，走了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他叫宋××，“老羊”是他的外号，因为他虽聪明绝顶，但性格软弱随和，与世无争却又总挨整，实在像只驯顺的羔羊……
——这是一段极富於典型意义的谈话。它深刻地预示了我们一生将经历的种种斗争和命运。
……显然，我们再次重逢，还要等二十年。因此，“二十年後见”，成了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和宣战。
二十年後的中国是什麽样子？权力是在人民手中，还是“子继父业”，成了他们世袭的私有财产？
二十年後见！一定要再一次打垮他们！一定要让权力真正回到人民手中！
……
两派的骨干们，在分手时那最後一瞥中，说的绝非“永别”而是“再见”。无论我们今日如何分道扬镳，离散天涯，但二十年後的那场政治大决战中，我们必然再度重逢！
从在这场角逐中，人民是失败者。我们至今尚未看到明确的自由曙光。但我们满怀信心：自由丶平等丶博爱的人类理想是不可阻挡的。苏东波丶茉莉花等和平起义不是已经胜利了吗？有时候，人民压抑已久的意志会爆发为惊天动地的革命，有时候，这种意志会通过某些特定的权势人物曲折而顽强地实现。
八九民运中，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共识，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把矛头对准任何个人。背後的意思是，不卷入高层权力之争（吸取文革教训），反抗专制极权总是没错的。绝食後期，经过痛苦思索，我决心打破不与上层接触的理想主义原则，尽快与十年改革的推动者邓小平接触，申诉此次运动意在推进改革，并无打倒他之意图，以期他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结束绝食，走出危机。数次找友人向邓朴方—邓小平传话。但邓家人已找不到了。再找赵紫阳，十九日凌晨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的泪光，使我感到再不能迟疑延宕。我代表知识界与学生领袖商量，立即与赵达成妥协：给赵一分，算是支持改革派；他对学运表个说得过去的态度，给我们一分，以结束绝食，巩固已获得的民主成果。得到学生领袖赞同後，我即找人火速与赵联系。结果传回的消息是：赵紫阳刚下台！政治局决定：镇压！各种途径都证实了这一消息。那一刻，我记得是在金水桥头首都知识界联络站，大家怔怔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早就预感到的最坏结局终於来临……这一情节在拙作《历史的一部分》中有详细记述。
回忆起这些往事，是想说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换一个角度：共产党是可以分析的吗？用毛式提法即：是“铁板一块”吗？可以说，在没有介入政治操作前，我倾向於从本质看问题，“历史唯物主义”，“铁板一块”。遇到具体危机时则开始倾向於并非“铁板一块”，要支持开明派改革派，注重个人的作用，“历史唯心主义”。
戒严军队受阻於北京民众之後，运动进入新高潮。赵紫阳等被贬谪了，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主运动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同情，万里委员长在国外发表了与邓小平相左的谈话。我与张郎郎等极少数人讨论了从首都机场至人大会堂百万市民夹道欢迎万里归国的可行性，想运用“议会”的权力来扭转局势。这一信息无误地传达给了万里，但邓棋高一着，把万里扣在上海，我们又落空了。
事隔二十多年再来反省，共产党绝不是教条式的“本质论”式的“铁板一块”，每一领袖人物都是个人，除了共同的“党性”，还有各自不同的人格丶个性丶道德。很简单，试想一下，如果胡耀邦没有下台，如果赵紫阳那晚留在广场不走，如果万里设法直接回到北京，如果三十八军徐勤先将军和二十八军何燕然张明春将军有更多一分勇气……谁能肯定八九民运不会有另一种结局呢？
近日看到了贺卫方文章《缅怀胡耀邦》：
他（布热津斯基）谈到他印像很深的是与胡耀邦在北京的一次晚餐谈话，地点是马克西姆餐厅：“那次晚餐令我如此震惊的不是菜单，不是菜的式样，而是胡耀邦对我说的话。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成功预示着加速政治改革的紧迫的必要性，我问他，他的政治改革意味着什麽，他异乎寻常的直截了当。他谈到了必需的，非常明确的一种多党体系，一种真诚的多党体系，一种存在竞争的多党体系。他还阐述了政权必须真诚而广泛地从属於法律的管制，官僚体系也要从属於法律的管制，这是一种绝对的必要，这一切，反过来又必需一个真正的宪法体系，而这种宪法则要由民众授权，各种思想的互相竞争的内容要融合成为一体。他所说的这一切，令我彻底震惊了，我非常赞赏他竟然看到了那麽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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