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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韩寒的博客里读到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个毛邓（矛盾）社会，华（化）解不了，胡搞几年，赵（照）样不行，江（将）就一下，再胡搞几年，就习以为常了”。这一串双关语既描述了中共政体僵化的历史过程，又把毛泽东、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八位中共首领的姓氏嵌了进去。不过，让我受到触动的并不是“江就一下”“胡搞几年”这些妙语，而是“毛邓社会”这个无甚新意的词组。我以为，这个词组抓住了一些关键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毛邓社会”正是中国政治体制——及“体制内”社会——的真实写照，此处不取谐音，而用本义。
说“中国是个毛邓社会”，或许不尽贴切，但我们可以在比较贴切的意义上说：中共高层是个“毛邓社会”。尽管毛死三十五年，邓死一十五年，毛、邓二人肉身作古却阴魂不散，至今仍是中国政体的灵魂性、标志性人物。如果要为中共政权挑选两位形像代言人，当然毛、邓为不三人选。毛、邓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两个伟人”，事实上，他们在党内就是两座大山，压得后人动弹不得，毛、邓的路线、思想、理念，及其所代表的制度、秩序、结构，仍然还是中共政治生活中“活生生的现实”。
无论政策还是路线，机构还是规则，正式组织还是帮派，今天的中共政体仍在毛泽东、邓小平所画定的框框里打转。如果我们完全不提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个名字，当今体制的基本特征是难以描述的，甚至是难以理解的。而相比起来，其他几位中共领袖于现行体制的份量则可谓无足轻重。
近些年来，我们看到薄熙来在重庆搞政治运动，人山人海“唱红”，雷厉风行“黑打”，思想、话语、旗号、仪式、手法，基本照抄于毛泽东文革时代，做此等大开历史倒车的事情居然畅行无阻，大半常委竟敢“充分肯定”，由此可见。毛原教旨主义仍未过时，甚至于仍是中国政坛“显学”之一，一旦有风吹草动，毛极权体制及其文革模式是可以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而迅即死灰复燃的。
我们也听到，温家宝用“得而复失”、“死路一条”的经典邓式恐吓性语言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汪洋用“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的经典邓式口号表白自己的改革派立场，这让人不能不惊讶于中共改革派政治语汇之贫乏。正如当今左派不能克服毛泽东的局限，当今“走资派”也没有多少超出邓小平的地方。当毛左复兴、改革受阻之际，中共改革派最锋利的反击武器仍然还是已经被“六四”证伪的“邓小平理论”。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期，政体僵尸化的现象并不是一种正常状态。以上是“毛邓社会”的第一层含义。
二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派系斗争视角看中共政权的走势。比如说，当今中共高层，“太子党”与“团派”的动态消长即被国内外舆论广泛视为判读中国政治走向的钥匙之一。然而，这样的看法虽非完全无用，但大都不得要领，因为“太子党”其实不成党，“团派”其实也没有派。
所谓党、派，成员间或有制度化的组织生活，或有相似的主张、相近的政见、公认的领袖，或有非同一般且不可割舍的感情联系或利益结盟，此三者皆无，则形同一盘散沙，无所谓党、派可言。当今出现“太子党”、“团派”这两个名称，倒也并不奇怪，因为要在中国做大官，基本上只有两种人、两条捷径，一种是高干子弟，家族里有大人物，靠父叔辈相互提携而上位；另一种是平民子弟，只能靠上司赏识、提拔——最好是靠上司的上司越级赏识、跳级提拔。前者是“太子党”路数，后者便是“团派”路数。高干子弟的仕途多由军干转党干——因为军中熟人多、军队高层相对封闭，或先空降基层、再跳升高层，而平民子弟则很难从军队和基层跃起，大多只能走高级团干（或高级文秘、高级幕僚）跃迁高级党干这一条途径，因为只有这一条路才是通天的，若依法依规由副科、科、副处、处、……一级级循序渐进，哪怕一级只做一届，想从乡长做到政治局常委，咽气之前是升不上去的。所以，“太子党”、“团派”无非反映了中共高层两种家庭出身、两条升官路径之区别，跟党内派系并不相干。这两个名称的存在，说明中共选官制度之愚昧、之落后、之狭隘、之丑陋，不但比不了近代西方的民主制度与公务员制度，即便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相比，也落后一千年不止。
我以为，以政见、“路线”、政策、利害关系及感情联系而论，中共高层真实的派别，大抵只有两派：不是毛派，便是邓派；或许还有一个处在中间的亦毛亦邓派（初一是毛派，十五转邓派，或者此事选边毛派，彼事选边邓派）。高层或有非毛非邓独树一帜的人物（如胡耀邦、赵紫阳，此二公属于高层异类，并无派系，在那个沆瀣一气的“毛邓社会”里是环境不适者，曲高和寡，终被淘汰出局），却未有非毛非邓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中共的政治“路线”，也大抵左则返毛，右则趋邓，故而左右摇摆，左冲右突，却始终没有跳出以毛邓为左右边界的政体框架。
江泽民当政十三年，前三年偏毛，中五年趋邓，后五年亦毛亦邓。江泽民的搭档之中，李鹏偏毛，朱镕基趋邓。当今高层，很明显胡锦涛吴邦国偏毛，温家宝趋邓。各省封疆大吏之中，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言必称毛，是毛泽东原教旨主义信徒（薄书记给重庆的下属派发毛像，自己不说“送”，也不准下属说“拿”，要说“请一尊宝像回去”，这就颇有一点原教旨信徒的范儿了），大概也算得上是众望所归的毛左派领袖人物，而上海俞正声、广东汪洋等人，则显为邓派传人。
至于所谓“上海帮”、“清华帮”、“石油帮”、“电力系”、“金融系”之类，均为若有若无的非政治性朋党，并无相对稳定的派别门户，亦无彼此区隔的旗号色彩，仅为权钱交易性质的利益结合体，是不定型、易散伙、随时都可能人走茶凉、各奔前程的临时性团伙，近乎乌合之众，而不是有确切的政治主张和历史传承的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派系。
三
在一般的意义上，毛、邓是不可混同的，用毛左派的语言来说，他们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代表人物。毛、邓标示中共政体的两极：一左，一右；一文革，一改革；一“阶级斗争为纲”，一“稳定压倒一切”。二者似乎冰炭不投。但这仅是“毛邓社会”的一个面相。另一方面，毛、邓又是共容的，在以毛为左边界、邓为右边界的思想区域和政策区域，存在着一个毛邓共容的政治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所谓“毛邓社会”。也就是说，在体制高层有一个政治上的安全区：在体制内居于毛之右、邓之左，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合法生存，不怕别人挑刺，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可供抵挡政治对手的挑战和攻击。
在中共党内，毛、邓均被认为具有出众的能力和非凡的业绩，其过人之处多多，是可供后人效法的成功领袖。按一般人的理解，毛泽东是“开国皇帝”，邓小平是“中兴之主”，二人都是体制创造者和规则制定者。然而，毛、邓二人又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文革的惨败宣告了毛泽东极权体制的彻底破产，而文革给中共和中国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至今未愈：“六四”镇压暴露出邓小平“跛足改革”的严重不足与致命缺陷，而这些不足与缺陷至今未得到认真的改正和修补。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毛、邓均有其不足效法、必须修正的地方。
事实上，不是毛泽东、邓小平的成功造成了“毛邓社会”，正是毛泽东、邓小平的失败造成了“毛邓社会”。如果毛体制很成功，则邓小平在政治上无立足之地（甚或性命不保），邓的改革将无从着手，中共自然无所谓“毛邓社会”；如果邓的改革很成功，则毛泽东必在政治上受到清算且声名狼藉，薄熙来之流文革余孽将不再有复辟毛左路线的操作空间，中共亦无所谓“毛邓社会”。
所以，“毛邓社会”是毛、邓失败的产物，是中共政体失败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毛邓社会”是没有前途的：连毛泽东本人都干不下去的事情，“五不搞”辈、“薄泽东”流又岂能侥幸成功？连邓小平本人都难以奢望的“深化改革”，后邓时代的庸常政客又岂能轻易得手？关于“毛邓社会”，结论是：毛邓江胡之后，中共新一代领袖若要走新路、开新局，必须痛下决心，走出愈益僵化的“毛邓社会”，因为困于毛邓，则进退两难，抛开毛邓，或地阔天宽。以上是“毛邓社会”的第二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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