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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较长时间地关注陈光诚及其家人状况，并一直试图推动陈光诚一家境遇的改善的缘故，我对陈光诚被判刑、尤其是被软禁期间的情况了解比较及时和详细，很多时候对此感到极大的压力，在很长时间里，陈光诚的问题看上去陷入无解的境地，我对他顽强的抗争精神极为敬佩，也对山东地方当局在他身上施加的迫害感到愤怒。
陈光诚的出逃让长达六年多的困局出现了戏剧性转机。虽然陈光诚目前尚未如愿来到美国，短期内他和家人在北京的基本安全大致是有保障的，我对中国政府履行“承诺”的后续行动也持审慎乐观态度。就在我从欧洲回到美国的时候，陈光诚终于得到了必要的身体检查和治疗，并可以与外界通话，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美国政要的关切和救助，也使中国政府官员破天荒地当面给了他安全和出行的承诺，放到一个月前，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可能是近年来中国维权人士通过抗争获得的一个较大的公开性的成绩。
我们看到，虽然由于经济利益的考量，美国政府尽量采取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做法，但美国政要也不会轻易突破基本的道义和人权底线，在陈光诚进入使馆前后，美国政府采取的谈判手段大体是有效的，陈光诚案的进展让我们看到，至少在具体个案上，一旦美国政府决定投入精力和资源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一压力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起作用的，这个个案也说明，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人权议题会影响中美在经济、全球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合作，这种担心在相当程度上是多余的。因此，我们必要继续以各种手方式影响美国国会、政府，敦促其对中国人权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援。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西方主要媒体在在过去多年里都对陈光诚事件给予过关注和报道，但中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态度，把责任和压力推给地方政府，而“放弃”了中央政府的监督职能，实际上是默认乃至纵容地方政府黑社会流氓行为，但在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后，陈光诚问题的解决或不解决便具有了当下的迫切性，这时候，除了《环球时报》等报纸在舆论上维护面子的陈词滥调、前线谈判的官员假强硬乱叫牌以赢得时间外，中央政府的公开出现显得非常“理性”而灵活，从给陈光诚身体检查和治疗到承诺其安全读书，直至最后接受陈光诚全家出国的条件，可以说是一日千里的态度变化。从这一态度变化中我们看到，尽管中国政府内部具有强硬派和务实派的分野，但当迫在眉睫的问题出现而必须得到解决时，这个政权是具有基本的灵活性的，或者说，他们不是原教旨主义的顽固派，而是精于计算的实用政权。事件透露出的中国政府的实用理性非常值得注意，这使我相信，当面对某种强大而不得不然的情势时，这个政权中的主要官员，懂得如何计算以得到最大利益，而不一定抱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固执，进行得不偿失的选择，当然，前提是面对足够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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