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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这种国家主导的、国家权力高度发达的制度模式还能走多远？这是我们现实要考虑的问题。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在我看来，尽管国家主导、政府权力高度发达的发展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未来的时间里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发展下去？这是需要反思的。所以，对中国的自我认识的立足点还是对政治的中国或者是制度的中国的反思：在现有的条件下需不需要一个横向的权力配置？需不需要横向的社会结构？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必须走这样一条路！
三、关于社会的“总体性”
关于社会问题，你们的王书记也写过很多文章，多是有关公民社会的建设问题。实际上理论界一直在讨论中国公民社会怎么建设的问题，但仅限于理论的探讨。平桥已经付诸实践，做的非常好。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了公民社会的建设是改革国家主义之后的替代品。原来我们是国家主导的、政府主导的、公权力主导的，以后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导的、社会自治的、社会自主的发展模式。以前县太爷来管理你们小民，就是说你自己管不好，必须我来管，我来给你主持公道。我们现在的很多执政理念，也是县太爷的看法：社会乱，百姓素质低，让你们自己搞，还不乱成一锅粥了？政府必须处理一切。我们现在看这种模式问题很多，比如你来主持公道，你的公正性在哪里？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会出来。
谈论社会，我有一个概念，叫“总体性”，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诸多问题，要从社会的总体结构去认识和观察。我们讲危机，总体上是社会的危机。我以前的博士论文就是《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理论》，就提到国家和社会是对立的概念。为什么会产生国家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看，就是社会不能自我管理，必须委托一部分人来管理，国家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大众对管理者有一个授权的关系，按道理也有一个制约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说穿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关系：大部分人按照一定的程序选出少部分人，授权他们对大部分人进行治理，使得大家能够相安无事，共同发展。在民主政治出现以前，这种国家治理在中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西周的封建制，根据血缘关系，周王朝就是姬姓集团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到秦以后，就是一人专制，朕即天下。辛亥革命以后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治理模式是由一个家族一个人演变为一个党的统治。当然，我们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一系列意识形态的说法，比如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来行使权力的，来执行对社会的管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以前完全是由国家来管理的，无论是家族还是政党，那么现在还能不能按以前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呢？
当前社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社会不能进行自我管理，必须委托给国家管理，但社会与国家之间又不存在合法正当的委托关系，这个委托关系是一方说了算的，说穿了，就是共产党说了算的。在政治学理上，我们会质疑这个关系，我们会问：你这个委托关系是不是征得了社会的同意？比如我们的村民自治，选举村委会就容易出问题。乌坎村的事酿成了巨大的公共事件，现在有人把乌坎村看作小岗村之后的第二个农村大事件。问题出在哪里？本来应该是村民自我管理的，而结果却是由上面来决定谁来当村书记，谁来当村长。我们整个国家与社会的矛盾焦点就在这个地方——在没有征得社会同意的情况下，把社会管理的权力全部收上来以后，再以社会代表的名义来对社会进行管理。
这里，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实质性的授权委托。名义上有，那是自己给自己找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选举，也没有居委会找我讲谁是人大代表的候选人，我从来没有行使过一次公民权力。我们的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都存在巨大问题。我们常讲共产党的权力、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但人民是怎么给你的？从来没解释清。我们也有人大制度，似乎也有程序，但不到位。至于实质正义更有问题：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贪官污吏？
我曾与美国人辩论，说小布什是民选的，但选举出来后却给世界带来了这么多问题，也即是说，民主程序不一定带来好结果。对此，西方人也意识到了，但他们认为民主程序是各种坏制度中最不坏的一个，因为程序是正义的——如果选出了坏领导人，再把他选掉就是了，为什么不用？我辩论说我们尽管没有程序正义，但几个人选出胡锦涛，干的也不错嘛，也很亲民呀，我们的实质正义是有的。胡锦涛当总书记，你的一票是没有用的，离开你他肯定能当上！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领导集团都会给我们带来实质正义呢？大家肯定是持怀疑态度的——为什么我们十年里出了那么多问题，抓一个是贪官，抓一个又是贪官，而且数量级越来越大，难以想象！这表明我们既没有程序正义，更没有实质正义！问题就在这里。你以社会代表的名义来管理社会，却没有程序正义，更没有实质正义，你怎么来维持这个统治呢？怎么能够维持这种管理呢？你管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又何在呢？平桥区扎扎实实从基层开始搞公民社会建设，是在摸索公民社会成长的道路，意义非常重大。我想公民社会的核心要件就是自我管理，自主选择，自己负责吧。平桥区搞民间金融，就是强调自我管理，风险自担，出了问题自我负责，他就不找你政府了。邓小平曾讲过，要把管理社会的权限全部下放，政府不要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里有一个国家与社会的重心转移问题，必须走向社会自我管理的模式。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管理社会取之不义，用之不当。取之不义，就是你拿到政权，拿到权力，是没有程序正义的。用之不当，就是你没管理好。就算是取之不义吧，拿到权力，你能管好也行，你能发展经济，稳定社会，造福百姓，大家也就没什么话说。当然，取之不义，不一定是用之不当。比如南方有地方的腐败也很厉害，一个小小的乡镇干部职务性消费非常厉害，但是老百姓倒没什么多大意见，因为当地经济很发达。这是说委托人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如果他的收益大于成本，他就觉得可以忍受。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你拿了很多东西，却用之不当，老百姓反而受损。出问题的地方，往往就是这个情况，既是取之不义，又是用之不当，形成了官民之间的巨大冲突，形成了社会危机。这次乌坎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村干部偷着卖掉6000亩土地，老百姓没有拿到一分钱，你说他们不造反吗？出了问题，广东当地政府还要去捂着压着，还要为村干部背书，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而一旦老百姓起来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取之不义，用之不当。用之不当主要体现在人权、事权和财权上，任人唯亲，胡作非为，贪污腐化，权钱交易，老百姓非常痛恨。
第三个问题是国家管理社会管不好，而且没有办法自我纠错，没有重新选择的机制。西方的民主制度，你干不好就下台了。台湾也一样，你干不好就走人。我们是明明看到这种管理是有问题的，既没有什么效率，也没有什么正当性，但没有办法把这批人给换下去！
所以，我们的社会总体性问题，根源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良性的关系。说来说去，就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我们需要调整以前以国家为主导的，以国家包办一切，国家决定社会的一套思想，重新确定一个社会决定国家，社会控制国家，社会监督国家的思想。
我认为除中央政府以外，中国的改革有三大重点，一个是公民社会建设，一个是地方自治，一个是乡村建设，即乡村选举。我这次到平桥来，看到平桥至少在公民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两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也有很多地方政府初步意识到了，就是我们政府尽管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多的管理手段，但仍然不可能自己统筹解决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必须要分解到社会各个领域，由社会按照自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来建立起一个新的管理模式。如果你不走这条路，所有的矛盾爆发，会集中到政治领域，由社会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西方经常会出现社会危机，比如罢工——你罢工就罢工呗，没什么呀。而我们呢？现在你只要在天安门广场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鞠个躬，马上就会有四五个人围过来把你摁住，哪怕你什么都没讲——哪有这样子的？往后你还怎么弄？现在出现问题你就这样，到以后所有问题总爆发时，你怎么办？所以我们缺少一个社会危机自我解决的机制，摁不住，就会产生我们无法控制的结果，而且这个后果之大是难以想象的。现在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景象，就能说明问题。我的看法，要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公民社会建设，实际上是基层民主的表现，就是要落实我们执政党对人民作出的承诺——“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因此，关于社会自治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民主的问题。
四、关于政治的“敏感性”
对于政治状况，我用“敏感性”一词来概括。当前，我们面临着社会性问题正在转化为政治性问题，可以说是高度集中，高度敏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列宁讲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是制度的安排。政治的敏感性，是高度集中了社会上各种不同利益的分歧、冲突，当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时，最后要反映在政治层面上来。现在我们面临很多问题，但大家可以公开讨论的仅限于经济层面或社会层面。比如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有些人的话已经说的很重了，认为今年的经济预期会很不好，甚至会面临比2008年更困难的局面。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刚看到了马光远博士的一个评论，他认为不能像2008年的方式，不要放信贷，不要放货币，就让经济下滑一阵。我同意他的观点，当前货币流动性的泛滥就是08年的延续，到现在还没解决。经济上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无非是快一些，慢一些，承受的压力大一点，小一点。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大的财力，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各种社会问题都已充分反映到政治层面上来了，需要我们冷静的理性的客观的面对，不能回避。
前三十年的改革路线大家是知道的，就是不搞政治改革，尽管也提提口号，也讲了三十年了。但实际上从1989年以后，政治改革就全面停顿了，只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样看起来也不错，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政治高度垄断，经济高速发展。现在有人甚至把中国的发展归结为制度优越性的证明，挺好嘛，政治高度专制，经济自由化。实际上我们对这些问题，要重新考虑了。在重庆事件中充分反映了一些问题，我们执政党的权力安排、执政路线最后演化为权力之争，这至少表明在我们现有的权力格局下，有些问题是没法解决的。还有腐败问题，不管左中右都认为已经威胁到了执政党的合法性了，如果共产党不能解决腐败，共产党的统治肯定不能继续下去了。
对当今政治上的问题，我概括为四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是一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我们现在的一党执政已经搞了六十多年，还是非常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没有替代性的制度安排。一党执政对于实际执掌权力的人，是没有有效的制度制约，甚至没有道德上的制约。党的纪检系统是党的自我约束，效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清楚。如同一个人，偶尔会自抽自己的嘴巴，但不可能每天都抽自己的嘴巴，这在别人看来也不正常了。一个政党，独掌大权，缺少制约机制，不出腐败，不出问题，那才叫怪呢。在一党执政条件下，权力失控问题、权力腐败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这是可以提出来的。
第二个是一党执政下的民主问题。重庆事件后，大家的呼声就很高了，有人就提出党内是不是可以搞派别？一党执政下的民主问题，就是在共产党内部搞派别制，来推进党内民主，比如可以把差额选举扩大化。现在越南共产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们共产党总书记就有两个竞选人，前书记又出来搞了个民主党，就是看在一党执政条件下能不能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现在中央党校的很多人，包括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俞可平，都写了不少文章，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最近又写了一本书，叫《敬畏民意》。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要实现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来带动社会民主。我对一党执政条件下实现民主是持保留态度的，是持怀疑态度的。当然，这样提（民主）总比不提要好。我认为如果真的在党内搞派别制，最终会演变成两党制或是多党制，这是肯定的。因为党内派别之争，如果通过合法的渠道公开表达，最后必然是政党制。比如重庆事件，如果党内派别之争是合法化的话，是可以公开的话，那么执政分歧就可以用党内公决的方式来解决。党内派别问题提出得很好，党内应允许有对路线政策的不同看法。当然，腐败问题就另当别论。
第三个是政治转型问题。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最终演变为多党制或是政党制，那么就面临着第三个问题，就是政治必须转型。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可以搞，就没有政治转型问题。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无法搞，那么你的政党制必须向现代政党制转化。转化的方向，就是世界上普遍流行的政党政治的做法——多党制。这是应该考虑的。
第四个是政治转型后的执政党地位问题。现在为什么政治民主不敢提？多党制也不敢提？核心问题是共产党担心在多党竞争情况下自己的执政地位不保。赵紫阳对“四个坚持”的意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一条，其他的都无关紧要。据说邓好像同意这个看法，就是强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上面在考虑这个问题，下面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从上到下以一贯之的，上面动了，下面也会动，会涉及每一个的切身利益。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真要走出这一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一定会动摇，不一定会失去，担忧是没必要的。因为社会的主要精英都在共产党内，社会的主要资源也都在共产党手里。退一万步讲，真的被选掉了，你还可以两党轮换。当然，这种说法对我们传统执政理念是一个颠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从研究者的角度，我必须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如果搞政党政治，共产党能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如果支持，那就是真的支持了，是授权委托你来管理的，当然他是有限委托，是有边界的，你不能为所欲为。
围绕这四个问题，主动改革的风险是最小的。从一党专政到转型，现在可以观察到的，有三个模式，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一个是台湾模式，是蒋经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主动转型。马英九最近一篇回忆文章《回忆经国先生》讲到，当时台湾民进党闹得很凶，把蒋经国气得吐血，马英九给蒋经国汇报，问要不要镇压民进党。当时的镇压预案都做好了，马英九认为蒋经国肯定会同意镇压的。不料蒋经国却说：现在已经到了时机了，我们必须改了！也就是在那一天，台湾当局做出了开放党禁和报禁的决定。李登辉就不用讲了，马英九听到这个消息，出去就大哭了一场。这是执政党主动改革，国民党失去了两届任期，现在又重新执政了。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台湾的民主转型，已经达到了欧洲的中上水平。特别是这次大选，蔡英文和马英九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性，街头政治很少，也没有什么历史清算，还对历史遗留事件进行了补偿。国民党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考验，又继续赢得了执政地位。
第二个模式是缅甸模式。缅甸转型后，昂山素季放出来了，国际社会对它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当然，它的转变是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只给反对党20%的议会名额。缅甸的转型是国家长期封闭、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被动转型的，它后面的结果如何还不好说，但它至少走出了第一步，所以国际社会的反响很好。
第三种模式是阿拉伯模式。这是统治者违背民意，倒行逆施，顽固守旧，拒绝改革，最后身败名裂的一种情况。卡扎菲的下场是暴尸荒野，穆巴拉克原来是美国全力支持的，而最后也在囚笼里受审。其实呢，实行民主制是对这些人的最好保护。阿拉伯世界从一个偶发小事酿成政治风暴，波及那么多国家，下一步沙特、科威特这些家族统治的国家都将难以幸免。当然，后一些国家比较富裕，他们是花钱买平安，但能不能维持统治，是一个问题。
在二十一世纪民主化转型浪潮里，我们同一个中华民族里的台湾做的最好。台湾的成功转型，证明中国人是可以搞民主的，而且可以做的非常好。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开放党禁的同时，有一个“黄金十年”的公民社会运动，被他们写入了历史。台湾是通过建立农民协会，搞乡村自治来培养和壮大公民社会的。有了十年公民社会的成长，才有了他们后来的政党政治。我们国家范围太大了，地区发展也不平衡，不能简单地走台湾的道路。但台湾转型中体现出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过程，对我们应该是有启示的。国民党这种主动引领民主改革的历史担当，这种做法，对我们共产党应该有启示。台湾经验，可以用到我们大陆上来。
五、关于思想的“争议性”
我到许多地方，看到各地发展都是很平稳的，都是按部就班的，没有大的波折。但在北京的思想界，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暗流涌动”——表面上是很平静，但争论激烈。很多像我这样二十年不写文章的人，也纷纷站出来就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分歧特别大，争议特别激烈。主要的争议，我认为是左右之争。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搞国学的，搞民主主义的，等等，有人总结为“六大思潮”，有人总结为“八大思潮”。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争论，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思潮，一个就是所谓的“左派”，一个是所谓的“右派”。“左派”的特点，以前普遍的说法是，把未来能够实现的事情放到现在来做。当然，这种解释太过于简单了。你比如马克思理论在西方，是被公认为左派理论。而英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是被公认为右派理论。法国奥朗德是左派，在失去政权17年后重新执政。萨科奇是右派，还有极右的勒庞。我们的左右之争是从文革结束之后，当时是党内的争论。左派代表人物是胡乔木、邓力群，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坚持社会主义教条，按照这些教条来批评胡耀邦、赵紫阳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而邓小平在经济上完全是右的立场，他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概念，确立了1992年以后中国改革的总路线。1989年以前的左右之争，主要体现在左的教条与胡耀邦改革主张之间的冲突，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到1992年以后，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或死或下台，争论也就自然消失了。之后，邓讲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搞改革。但邓是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这在南巡讲话里体现得很清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认为在文革和改革的前十年里，干扰破坏主要来自左。“乌有之乡”的左派网站把打到“四人帮”说成是“硬性政变”，把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说成是“软性政变”，可见极左对邓是恨之入骨。他们认为邓的南巡讲话改变了整个思想界的主要走向。
第二阶段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是思想理念之争。争论由执政党内部转化到了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新左派”。“新左派”主要是一些大学教授，很多是来自美国一些大学的教授，有的很有名气，是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大教授。我最近的文章《奔向重庆的学者们》，点了他们其中一些人的名字。他们的观点主要来自西方的左派思想，政治主张是倾向草根平民。而右派一般被认为是维护有钱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说法不全面，但也靠点谱。这次奥朗德上台，法国的富人就有点紧张了，就怕左派上来向富人收税。右派上台往往是减税，而左派是增税搞转移支付来养穷人，很受底层欢迎。这种学术层面上的左右之争，我认为是有合法性的——你愿意站在老百姓一边，还是站在富人一边，由你选择。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怎么理解？我们讲右派维护富人的利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偏好，他们是看到了资本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资本带来了税收，带来了财富，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性推动作用，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如果资本家跑掉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就失业了，对谁有好处呢？这里有个算账的问题，支持富人，不见得对穷人没好处。一味地替穷人说话，不见得对穷人全有好处。欧洲的债务危机，无非是投资与消费的问题。希腊人收入100块钱，却要消费150块，那50从何而来？借债。希腊人一年拿14个月的工资，有说不清的假日，人都养懒了，不愿干活了，一旦说要消减福利，他还不干，就罢工示威。可见，穷人的诉求，不见得都是正当的，要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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