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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左右之争，要做一个政策上的分析。你愿意持什么立场，你可以随意选择，都是你正当的权力。但矛盾如何解决？西方民主国家有解决这样矛盾争论的制度安排，就是通过老百姓的选票说话——老百姓选你左派，左派就执政。干了几年，如果你干不下去了，老百姓自然会选别人，选右派来试试。原来法国的密特朗为什么干不下去了？就是左派的那一套政策玩不下去了，倒台了。现在法国的右派又玩不下去了，左派再来搞。在他们民主制度下，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我们就缺乏这样的制度，就容易出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我们现在的左右派之间的制度路径之争。这在重庆模式里就充分体现出来。对于薄熙来的民生经济、共富理念、安居工程，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持肯定态度。这很好呀！现在物价、房价这么高，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包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都充分认可重庆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都认可薄熙来的那一套做法。对此如何评价？重庆模式主要是依赖国家权力，是国家主导的模式，重点倾斜于民生发展，这套做法与欧洲左派政府的政策是比较吻合的。重庆模式出来以后，左派一片欢呼，跑到重庆给薄熙来说话的都是左派学者，没有一个右派学者。这说明我们目前的左右之争，已经演变为了制度路径之争了，演变为经济政策之争了。原来大家只是说来说去，打口水仗，是教授在打架。目前就不一样了，已经是政策、路径、制度安排的选择之争了。
开始总结重庆模式时，大家仅仅是从个人好恶出发——我是右派，我就既否定“唱红”，也否定“打黑”，同时也把民生经济也否定掉（据说重庆负责近万亿，也很危险）；左派则是一味唱赞歌。我认为重庆模式最主要的问题是“打黑”已经触犯了法律底线了，像李庄案。我写了一篇文章“从李庄案到‘李庄门’”，认为重庆模式的转化就是从李庄案开始的。在王立军薄熙来事件没有发生之前，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重庆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争？”，其中我对重庆的地方自治给予了客观评价，我当时希望从重庆模式中看到中国地方自治的可能性。同时，我也提出重庆的“打黑”触犯了基本的法律和道义底线，认为“重庆不管如何辩解掩饰，都将为李庄案付出巨大代价”。果不其然，他们的问题不久就全部暴露出来了。后来我与李庄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等五人专门开了一个会，用了六七个小时听李庄讲重庆“打黑”所暴露的问题。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黑打”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想象——不光是黑社会，公安局里的人也被打死了好多，像总队长副总队长也被不明打死。当然，这已经超出了左右之争，已经触犯了法律。不管左派右派，你触犯法律，违背道义，你就干不长。重庆模式之所以不能长期持续下去，之所以一开始就受到广泛质疑，我认为它第一个就是“打黑”用“黑打”方式进行，第二个是“唱红”也有问题。“唱红”是一个典型的左的做法，十万人在体育场集中，红旗招展，很像文革的作风。当然，“唱红”也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求。重庆模式实际上已经宣告破产了，后面的清算总结都会有的，包括它的民生经济能不能持续下去都是问题。主心骨没了，原来可以借助的资源没了，肯定搞不下去了。
但是，我认为左右之争会在中国未来发展中长期存在下去，不会因为重庆模式破产了，左派就会偃旗息鼓。我认为左派遇到了近二十年最大的合法性危机和道德危机。我的《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有人是在看左派的笑话。左派的一些学者这样跑去给重庆说话，完全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学术客观性，调子唱的太高了。学者研究问题，既要看到长处，也要看到问题。而那些左派学者到重庆看到的都是好的，问题也是好的，这就违背了基本的学术道德、学术的操守。我研究重庆模式时，就认为民生经济有可取的地方，但“唱红打黑”肯定是有问题的。左右之争之所以会长期在中国存在下去，因为中国过去长期是一个利益统一体，而现在社会已经分化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了，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阶级了，已经有了不同阶级的冲突了。《人民日报》也好，政治局委员也好，大家都在说利益集团绑架了改革。权贵集团与底层的弱势群体，是截然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利益的划分，有不同阶级，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必然有冲突与斗争，而这些冲突与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政治层面。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要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宪政的民主制度。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是有例可循的，是有一些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西方的左右之争是泾渭分明，法国有左派有右派，还有勒庞的极右，俄罗斯也是一样。他们的极右也好，极左也好，都对社会构不成致命的影响和破坏。你可以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你可以主张把富翁全部消灭掉，把富人的钱全部没收去救济穷人。但你的主张能不能转化为国家行为，转化为政策，那是由大多人决定的。谁来决定？通过什么方式来决定？那就是通过宪政民主的制度，通过选举的方式来决定。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你的主张，反对者也没有话讲，因为你的做法是有合法性正当性的。如果你搞了几年，把经济社会搞坏了，老百姓自然会把你选下去。因此，要解决左右之争，必须上升到制度层面，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现在的执政党是左右不靠，把“乌有之乡”网站封了，对右派言论也限制，这个不能谈，那个不能讲，有些文章一看不行就删掉了。这种回避的态度，我看不是一个好办法。你应该正视左右的分裂，左右的冲突，解决这些问题，你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宪政民主，通过这种方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老百姓之间的、我们社会之中的不同意见、不同主张。如果想要把你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的行为，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获得大多数人的授权。
今天我演讲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总的来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改革的条件，政府手中集聚了巨大的资源和转移支付手段，具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巨大能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共识也在不断形成，大家都意识到中国不继续改革，当前面临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唯有继续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形成共识，凝聚人心，避免社会出现大的动荡。我想我们基层工作的干部可能也在思考这些问题，问题是大家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把思考意见反映出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意见场域，使得我们的执政集团能够看到这些问题，进一步比较选择，最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推进改革，这也是我的期待。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会有这样的智慧，也能找到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相信经过未来十年或是更长时间的改革，中国将会给世界带来一个巨大的礼物——中国这个古老巨大的帝国顺利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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