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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信阳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论坛上的演讲
（来源：共识网，发布时间:2012-05-24）
作者按：2012年5月15日，我接受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区委邀请，在该区主办的“信阳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论坛”上，作了主题演讲，现根据演讲录音稿整理成文，稍有删节。
非常感谢王继军书记邀请我到平桥来谈谈我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的认识。我研究理论是比较早的，1983年到人民大学，与王书记也是校友了。1986年开始读博士学位，89年风波以后我就下海经商了，到今天仍在做艺术品投资与推广方面的工作。对于理论研究，我现在只能说是票友了，已经不是我的专业了，写文章只是业余的兼职。为什么今年以来我又出来写了一些东西呢？其实从2003年起，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一年写一篇文章，主要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一些大的问题的思考。从今年开始，我面向网络写作，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文章。主要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关于中国下一步”的系列思考，现在已经写到第七篇了。还有一个是重庆事件持续发酵，社会广泛关注，我就写了一个“回望重庆”系列，现在已经写到第五篇了。这两个系列的文章都发表在共识网，这是一个国内影响很大的思想网站。我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一些反响，有些人都在问：荣剑是谁呀？
其实我在89年以前写了大量文章，特别是在当时著名的“世界经济导报”上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就是由我和吴稼祥首先开始唱对台戏的，由此引发一场大讨论，我是主张民主的。自那以后二十年间，我没有介入理论界的是是非非。这一次我突然冒了出来，也引起了我们平桥区领导的关注，王书记费尽周折找到了我，我也很惊奇，也愿意来和大家交流。对于市县两级干部，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我始终有一个观点，中国市县一级干部的政治智慧是高于我们九个常委的！不是说笑话，我们大家对现实都不满意，希望常委们有大智慧，拿出高招来，可他们迟迟就是拿不出来。这一方面是体制问题，但我认为人到一定位置后智慧是下降的，我在后面会谈到这个问题。
虽然二十年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我的文章出来后，的确引起了思想界比较大的反响。我最近写了一篇“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在共识网上点击量达到了六万多次，加上转发，看到的人就更多了，而且美国所有的中文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我由此感受到网络传播的力量。以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样高端的学术杂志上发表长篇大论，读者可能只有几百个。网络读者广泛，是吸引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年初我在网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时，我是感到，到这个时候，是应该出来讲一些话了。之前的二十年，大家都在看中国现行制度能运行到什么时候，它的效率会发挥到什么程度。小平主张不争论，结果大家都埋头干事，先挣点钱再说。当然，社会问题也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各方利益大致平衡，彼此相安无事吧。但从最近几年，感觉到社会问题在逐步积聚，危机在加深，尤其是去年底以来，大家都感觉可能要出事，都有一种紧迫感，好像时不我待。薄熙来去重庆时就讲自己已经62岁了，没多少时间了。的确，对他们这批政治人物来讲可能就只有十年时间了，过了十年，他的理想抱负就没机会实现了。比如刘源去年也非常活跃，通过他的智囊张木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反响也很大。对此，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重返新民主主义是否可行？”，我自认为是很重要的文章，也引起了相当大范围的反响。以前从来没有见作为军队将领的刘源对国家发展战略发表什么意见，去年却非常高调地讲话。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反应了刘源的许多看法。共产党可以挖掘的资源都挖的差不多了，这些资源在现实中能发挥多大的效率，大家对此都有看法，很多的话已经讲不下去了。在这个时候，刘源觉得新民主主义还可以讲，可以用这个理论来凝聚大家的思想，可以来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因为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腐败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合法性呀？你在台面上讲的是一套，下面干的是另外一套。这种政治人格的分裂是长期形成的。现在党内有一批人是想改变这种状况，你共产党做的与说的差距不能这样大。比如学雷锋吧，我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的道德之困”。文章提到，李鹏的女儿自己穿了价值几万块名牌的衣服，居然说要给老百姓建立道德档案，要大家过勤俭节约的生活——这不是荒唐嘛！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内部还是有一部分人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党怎么样转型，怎么样改革，才能重新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而且是合法有效的，是正当的，是能够得到人民拥护支持的？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很多制度上的建设。
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为什么出来说话？有我个人的理论偏好问题，其实有更多的人也在思考现实中的问题。有些人的出发点可能会更高尚一些，就是考虑执政党怎么改革，考虑国家的改革怎么推进的问题。三十年改革以后，中国的确面临着转型问题。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揭开盖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各种传言此起彼伏，有些说法还非常离谱。在这种氛围下，做一些思考，做一些理论准备，我看都是必要的。我今天给大家的演讲，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对当下一些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的探讨。
我今天给大家谈的话题是“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主要会涉及到“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些话题都非常大，与我们的工作生活相差很远，能给大家什么启发，都不好说，而且我讲的都是个人的看法，和你们宣传的党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叫“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我讲的东西与你们宣传的调子是完全不一样的，错的地方可以批评。
一、关于当前的“时代性”
先讲“当前”，一个关键词：时代性。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时代？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有句古话叫“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天”简单地讲，就是时势，而“道”则是施政纲领，治国之道吧。从现在来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大的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目前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对于时代的把握是执政党制定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
毛泽东在他那个时代经常批评下面的干部是小脚老太婆，赶不上时代的步伐。他的时代概念是要求社会的发展尽可能地超越现实，他一系列左的认知都是来源于对时代的错误判断，比如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刘源在重提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就认为毛泽东在1953年以后提出总路线，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要搞十五年”的既定方针，急于进入社会主义。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毛对当时的时代判断是错误的，尽管他认为我们的党要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时代的判断有一个调整。邓对时代的基本估计是，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作的重心是发展经济，不能对外打仗，要韬光养晦。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到江泽民执政时期，又提出了“与时俱进”和“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是在2000年“七.一”讲话提出来的。在我看来，“三个代表”包涵了与世界文明全面接轨的基本考虑。“三个代表”提出后，当时的左派在北京联络了一批人，连续发表了五六个万言书，对江的思想路线进行了非常尖锐全面的批评，认为江的路线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路线。江当时提出“三个代表”以后，实际上没有继续往前走，遇到阻力后又退回去了，结果导致左右两边对江都不满意。“乌有之乡”网站对江的批评是指名道姓的，当然也批评邓小平。我的一个朋友蔡霞是中央党校的教授，思想非常解放，她现在重新宣讲“三个代表”理论，认为这个理论所具有的价值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我非常同意她的看法，就是说“三个代表”理论的意义没讲明。“三个代表”理论，说穿了，就是要用社会民主主义来改造我们的党，进而来确定我们的改革路线。按照左派的批评，“三个代表”就是要搞“全民党”，私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资本要素获得报酬就是资本主义。江的理论提出以后，引起了党内巨大争议，但没有继续往前走。我认为江缺少邓的权威，也缺少历史的担当和勇气。我在写文章时提到，我们改革三十年有三个理论版本：一个是邓的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黑猫白猫”论的升级版，实质是实用主义路线。一个是江的“三个代表”理论，是要与世界文明接轨，往普世价值靠拢。一个是最近十年的科学发展观。
在我看来，科学发展观是工具理性的概念，不是一个价值理性的概念。工具理性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发展，设计发展方式，而价值理性涉及到发展好坏的价值判断。实际上科学发展观回避了价值理性的分析，只是一个平衡的概念，统筹兼顾的概念。当然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前二十年的发展有一定的偏颇。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要强调平衡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等要平衡和谐，这是对的。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再提和谐维稳，为什么还一再出问题，而且问题的总量是要超过前二十年？为什么你越想稳定，社会越稳定不下来？这就说明我们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你不能采取鸵鸟政策。
对改革三十年做一个评价和反思，这篇文章还没开始做，执政党做不做，还不好说。从研究的角度看，邓绝对是开创性人物，他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89事件，历史以后会有评价的。92年小平南巡讲话重新推动了改革，历史作用非常大，是无可置疑的，是可以盖棺论定的。92年我刚好在深圳，大家都一片茫然，上下都是反和平演变的调子，哪有搞经济的气氛呀。但是小平讲话一下子就把势头扭转过来了。在第二个十年，就是江的十年，他有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考虑，但走了半步就退回去了，这注定他不能成为像邓那样的历史性人物。然后是最近十年。对这三段，要我来看是一段不如一段，这也是目前理论界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看法。最近十年有哪些理论问题解决了？都没有。对于有些理论问题，用开玩笑的话讲，就是“打死也不说”，更谈不上做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最近的十年是不是停滞的十年？当然我们做了许多事，开了奥运会，高铁也上来了，航空母舰也有了，歼20也有了，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关于中国重新崛起的想象。第三个十年刚开始时，大家都不看好，2002年美国有个华裔律师章家敦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即将崩溃》，轰动一时，排到了美国畅销书的前几位。2003年中国出现“非典”，处于最低潮，外人以为中国马上就完蛋了，但年底就起来了。经过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现在外国人操心的不是中国即将崩溃，而是中国即将统治全世界，如英国人马丁?雅克写了《当中国统治世界》，调子完全翻了过来。现在老外不给中国人说点好话，一是拿不到钱，二是你不了解中国啊。中国经济总量的变化恰恰是在这十年里发生的。按道理讲，我们对这十年应该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才对，你说这十年是停滞的，你不是不负责任吗？实际上，我说的“停滞”，是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没有一个清晰的方案，没有提出一个思路——这也是左右两边都对十年不满的原因。对目前中国这种不计代价的、对资源掠夺式的发展，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都没有一个冷静的反思。这是我们讨论十年发展的切入点。如果单看表面的东西，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现在欧美都是这样看中国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我们就应该是世界第一了。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怎么可能超过美国呢？这十年除了经济上的发展格局，还有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我们对未来的政治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做了三十年的回顾，又回到了我们所说的“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时代？时代特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改变要求？我们如果不往前走，我们过去取得的成绩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包袱。我们的时代有两个根本的特征，一个是“全球化时代”，一个是“互联网时代”，全球化和网络化是我们时代的总特征。这么说，大家可能认为与《人民日报》的社论没什么两样，的确如此。那么在这两个特征下，我们的制度如何安排呢？因为我们会遇到传统的方式、传统的制度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比如维稳问题。过去哪一个村庄出了问题，我可以派一个连把它摁住，而且外界没人知道。现在怎样？一个小事发生，一条微博发出去，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比如我要到信阳来讲课，我就注意到了有关信阳的一条微博，就是你们有关招聘处女采“口唇茶”的事情，全中国都知道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目前瞬间就可能发生蝴蝶效应，互联网迅速放大，你没法控制。
中国是全球化的两个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还有一个是美国。这就要充分肯定江朱时期我们加入世贸的重大决定。当时朱镕基到美国去谈判，回来就有人骂他是卖国主义，骂他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外国的东西都比中国便宜，中国的工业和农业还不垮掉？现在再看，远不是那么回事。全球化时代，市场开发，资源共享，我们有丰富的资源，加之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我们迅速在全球化格局中占到有利地位。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经济红利后，为什么对全球化的政治红利和文化红利全面拒绝？这就是问题所在。你能不能拒绝？世贸组织、世界货币组织等都有一套制度安排，我们都是执行的。虽然在政治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没有要求各国必须执行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制度。但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这一套制度的情况下，我们是拒绝的。我们的委员长讲了，我们有五个或六个“不搞”，“三权分立不能搞”，“联邦制不能搞”等——现在据说是把话收回去了。这些“不搞”显然是与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背道而驰，你也不要说的那么绝嘛，你可以研究嘛。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全球化的经济红利拿到了，政治上红利能不能拿到？如果我们参与进去的话，我们是可以拿到的。我们老是担心，如果我们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中，共产党的传统优势会失去，就不能取得目前的统治地位了。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但你拒绝这个东西行不行呢？我的看法是：你参与进去，不但拿到经济红利，还可以拿到政治红利，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呀！
现在的情况是，全球化已经带动了民主化的浪潮。大家都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一个突尼斯小贩自杀居然引起了滔天波浪，“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穆巴拉克统治埃及四十年，准备传位儿子，当时我们还觉得很好，派人去研究，没想一下子就垮了。这次缅甸的转型也出乎人们的意料。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全球共享，也包括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全球传播。
实际上，全球化与网络化是合二为一的问题。这次阿拉伯革命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形象的说法是“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石块”。什么意思？“拿手机”就是信息沟通，起着社会动员的作用；“拿石块”就是暴力的反抗。这说明全球化与网络化合在一起的能量，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制度手段所能控制住了。你必须要看到这一个变化，来适应这个变化才行。我们现在很多社会事件都是一时一地的，但经过互联网的发酵，就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公共事件。
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国家就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中国怎么样来迎合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潮流，主动做出选择？这就是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时代性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的“主体性”
对于“中国”问题，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主体性”问题。我们现在考虑问题，都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从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现实出发考虑。这就有一个对中国自身认识的问题，有自身的反省问题。这里涉及到一些非常深的学术理论，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比如中国曾经长期以来不是“中国”，而是苏联的另一个版本。改革三十年，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可能是另一个美国，当然你达不到人家的政治水平。我们搞的实际是权贵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很多的发展方式，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坏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像吴敬琏、茅于轼都讲过类似的话。我们在谈中国时候，首先涉及到的是对中国现在制度特点的基本认识。我们都在谈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国是什么呢？对此，理论界都在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是从日本开始的。日本的一批左派的学者多把日本的文化看做是受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日本是与欧美不同的另一种制度安排，二者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们过去是以苏联为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后来是以西方为方法来认识中国的，用比较坏的原始资本主义来看中国。理论界的反思，就是看到中国既不是苏联也不是美国，而应该是中国自己的。
何谓中国？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最近写了一些很好的书，叫《宅兹中国》，提出了三个概念：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政治的中国。历史上的中国有很多变化，比如满清原来不是中国的，因为我们历史上是讲究夷夏之分的，中国是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之地。现在来看，都是一个中国。文化中国的范围就更大了，日本就是受我们文化的影响。当然，还有政治的中国。
葛兆光的“三个中国”提出以后，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我也在研究考虑这个问题。当然，我所关注的是政治的中国。为什么要把政治的中国单独提出来？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基本政治制度安排的认识。我们在座的都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大家都会对这个制度的优势所在有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政府，政府的权力大。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历史上的中国也是这样的。你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翤同，就提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皆秦政也”。从秦始皇到现在，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国家的权力高度发达，政府的权力高度发达，当官的权力高度发达，社会的价值判断主要都是来自于权力。谈到中国的自我认识时，简单地讲，就是中国是一个权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且是从上至下垂直型的制度安排。你如果看看西方社会，就会发现他们是一个横向的制度安排——有国王，有教皇，有贵族，有城邦，几个权力是平行的，没有绝对的权力，大家都要妥协——英国的《大宪章》就是这么来的。几方势力比较均衡，大家就要讲民主，你政府用了我纳税人的钱，你就要付出相应义务。他们的国家是在横向的权力配置结构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什么呢？是一个纵向的权力配置结构，从皇帝一直到郡县，权力高度集中。古代中国还是“皇权不下县”，乡村是自治的。而我们现在是中央的权力已经下到了每一个村庄了，我们现在的政府权力安排已经超过了历朝历代。政府权力高度发达，从中央到地方垂直向下的权力结构，是我们中国两千年以来的一个总的制度特征。
有人说这个制度很好呀，秦始皇搞“书同文路同轨”，修万里长城，建阿房宫，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现在还是这样，中国政府可以解决其他国家政府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德国修一条高速公路可能要讨论十年，而我们修一条高铁仅仅用了五年。我们的政府权力高度发达的制度安排，有效性和合理性有没有？现在看显然是有的，中国制度文明发展主要就来源于它的制度的有效性。中国自唐朝以来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和物质财富的增长，都是与制度的有效性关联着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主导的发展方式，仍然有着巨大的有效性——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没法理解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别人两百年发展才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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