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四”23周年纪念日马上就要到了。原本以为今年的“六四”会不同于往年，因为近来网上盛传中国总理温家宝向中共高层提出平反“六四”，要让流亡海外的政治异议人士回国。结果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流亡者被允许回国的任何迹象。当局对国内政治异议人士的监控不见放松反而更严厉。举世关注的“天安门母亲”仍遭政府的粗暴对待；“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轧伟林，无法承受对平反“六四”的无限期等待，在“六四”23周年前夕自缢身亡。
中国有着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海外流亡群体，这些人的名字都在一份禁止回国的黑名单上。今年“六四”与往年一样，中共当局对这份黑名单仍然讳莫如深。
89“六四”后不久，禁止回国的黑名单就建立了起来。“六四”后一批批遭受缉捕、整肃的学生、知识分子流亡出国，中共起初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这些人。从事民俗学研究名叫何新的犬儒文人便向中共中央建议，将出国的异议人士挡在国门之外，将国内的异议人士能赶出国的都赶出去，可减少麻烦，维持国家稳定。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是建立禁止回国黑名单的起始。何新一度受当局欣赏，但没混出什么名堂，最终流落于“乌有之乡”。
1994年，“六四”5周年前夕，禁止回国黑名单第一次被香港媒体披露出来。最早上了黑名单的有49人，我名列其中。
据媒体报道，49人，分为三类：第一类19人，是“参与‘六四’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民运分子，一旦发现入境即扣押审查。”第二类11人，为“海外民运人士，亦包括一些流亡海外者，若发现这些人入境，加以阻止，令其返会原地。”第三类19人，是“流亡海外异见分子，如发现有关人士入境，视情况处理。”我被列入第二类。
我1990年流亡美国，1992年初曾持美国政府发给我的旅游证件，获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签证，在罗湖海关入境，回过一次中国，未遭阻拦。1994年“六四”5周年前夕，我到达香港，打算再次回国，向中国外交部驻港签证处申请入境签证时，遭到拒绝。从签证处出来，香港的朋友给我一份报纸，我见到了那份黑名单。
我返回美国，向我的朋友、旧金山的一位侨领说起我被拒绝回国的事，侨领建议我去中领馆问个明白。侨领与中领馆上上下下熟悉，他打电话给领馆侨务组组长，介绍我的情况，希望这位组长能与我见面。我就去了，我不认为我会谈出个什么结果，但我要与中国的外交官理论一番。
我因反对“六四”屠杀遭整肃而流亡美国。在国内曾先后担任《人民日报》驻深圳特区首席记者、《海南日报》总编辑。流亡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继辞职的曹长青，出任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新闻自由导报》由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旅美中国新闻工作者创办，是“六四”后海外第一份民运报纸。中领馆鉴于我的身份背景，由一位副总领事接待我。于是我与副总领事有下面一段对话：
我问：报上披露中国政府有一份禁止回国的黑名单，这是怎么回事？
副总领事说：是吗？我不知道。
我问：我是中国公民，我为什么不可以回自己的国家？
副总领事说：原因你应该清楚，还用问吗？
我说：你指的是因为我反对“六四”开枪镇压学生和北京市民吗？
副总领事不回答。把话题岔开，说：你在洛杉矶主编《新闻自由导报》，从事反华宣传活动。
我说：那是一份倡导新闻自由，客观真实报导中国的报纸。报纸也曾采用过新华社的新闻稿。
副总领事：这么说，你很有功劳？
我说：那么你再告诉我，你们为什么曾经允许我回国。
副总领事说：纯属疏忽。不然你回不去，或者回去就出不来了。
我说：我不和你讨论你们是否疏忽，我请你回答我：政府禁止我回国对不对？
副总领事说：除非你写一份“保证书”。
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其它事情可以商量，这件事做不到。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反对“六四”镇压。这是支撑我后半生的信念，要我放弃这个坚持，就等于终结我的生命。
谈话继续不下去了，副总领事站起来送客。他把我送出领事馆门外的马路上，与我握别，说了一句令我难以忘记的话：程先生，我是一位外交官，刚才我是以一位外交官的身份与你交谈。
这位副总领事是一位称职的中国外交官，他与我的对话非常得体。可惜，我没有机会在他不以外交官身份出现时与他交谈。
从那次对话，我知道，我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力，我不再对回国抱有期望了。至今已20年，我再也见不到我80多岁的老母亲，未能看一眼、踏一踏生我养我的那片故土。
起初我曾怀疑49人黑名单的真实性，我的一位太子党朋友自告奋勇为我去查证。之后告诉我：黑名单确有一份，你的大名在名单上。他还说：过去边境检查人员用手翻阅黑名单，你才有可能被疏忽；现在名单输入电脑，全国边检联网并与海外使领馆联通，就再也没有疏忽的可能了。
20多年过去了，我的名字还在黑名单上吗？几个月前，太子党朋友来美国，又自告奋勇回国去查证，不久托人转告：你的名字仍在，千万不要回来。
20多年来，这份禁止回国的黑名单不仅存在，而且一年比一年长，早就不止49人，也不止490人，我相信甚至不止4,900人。凡在海外批评过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人，凡在海外参加过抗议、谴责中共的集会、游行的人，无论华人还是洋人，都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单中。我有一位在美国的大学从事政治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朋友，写了几篇分析中国现状的学术文章，文章里有对中共的善意批评，不久前他打算前往中国开展他的学术研究，去中领馆签证被拒，知道自己上了黑名单。一位年轻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功，参加过一些公开活动，也上了黑名单，不能回国探亲，香港也进不去，不得不在日本与多年不见的父母见上一面。
20多年来，中共当局从不就禁止回国黑名单的议题与任何海外流亡者对话，我可能是为数不多曾与中国外交官讨论过黑名单的人。“六四”后遭中国政府通缉流亡海外的天安门学运领袖封从德，流亡之初，到中国驻法国巴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官提出要求回国接受审判，大使馆表示一个月后给他答复，一个月后的答复是“没有答复”；后来封从德又多次写信给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驻旧金山领事馆，要求回国，都得不到回应。最早列入黑名单的老一辈，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都客死异国。刘宾雁生前至少两次写信给中国最高领导人，要求回国，都不获答复。今年“六四”前夕，居住在台湾的“六四”流亡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来美国敲中国大使馆的门，要求回国探望年迈多病的父母，大使馆就是不开们。当年那位副总领事尚且打开大门，请我进领事馆听我说话，他愿意听也听得懂。而现在的中国外交官们，有谁敢为海外流亡者打开使领馆的大门、听一听他们说话呢？即使听了，怕是也听不懂。有关黑名单的话题，是回归人性、回归良知的人，才听得懂的。
禁止回国黑名单因“六四”屠杀而建立，因此平反“六四”，撤销黑名单，应是必要的具有指标意义的一步。我相信温家宝总理今后还会利用他剩下的在位时间，又来谈平反“六四”、政治改革。要是再谈，我希望海内外关注中国的人士齐声对温家宝说：如果让人相信你，就做一两件现在就可以做到的事情：请停止对国内异议人士的监控。请善待“天安门母亲”，请对轧伟林表示哀悼。请撤销禁止回国黑名单，或者把各国使领馆的门打开，就撤销黑名单的议题与海外政治流亡者对话。
2012年“六四”23周年前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