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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系要逆天了，居然把三年大饥荒的历史搬上了封面！”这是网友对于近一期《南方人物周刊》封面报道的评价。在该期长达十八页的深度报道中，配有大饥荒受难者奄奄一息的黑白照片，还有农民们收集树叶树皮果腹的场景，封面标题则用加粗黑体写着“大饥荒”几个大字，看起来触目惊心。
微博和论坛上，许多网友为《南方人物周刊》叫好、钦佩其敢于突破官方设定的历史禁忌，并称南方系的编辑们代表中国当代的良心，是真正的媒体人。境外媒体对对于此事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加拿大《环球邮报》率先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终于肯面对其黑暗的过去？”的文章，随后法国《世界报》也以“中国一家周刊冲破60年代中国大饥荒禁忌”为题做了报道，该文之后便被法国国际广播新闻网、多维新闻网、《澳洲日报》和新浪北美网等多家媒体转载。
在众多的媒体评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南方系此举挖掘出中共掩盖的历史真相，揭露其欺骗了国人数十年的弥天大谎，是中共内部政改派扔向保守派的“炸弹”，此次南方报系推出重头文章，直踩中共历史禁区，是汪洋控制的媒体舆论配合改革派推进政改的前兆。
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很有道理，而且契合了人们对于政改的期待，因而会很有市场。不过现实往往会让人们善意的期待落空，尤其是在当局标榜“五不搞”的背景之下，对于政改的期待则更显得加遥遥无期。
与其说此次报道是先锋媒体突破历史禁区、挑战官方禁忌，是官方开放言论钳制的先兆，还不如说是精明政客对于历史罪恶的机会主义利用，是公权力利用媒体对历史进行选择性回忆，借此达到肃清政敌残余势力的目的。
众所周知，自左派政治领袖薄熙来倒台后，以胡温为首的中共中央为了彻底清算薄熙来势力可谓费是尽苦心。薄除了拥有显赫的家世和深厚的人脉之外，在军队中与部分将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薄力推的“重庆模式”不但备受左派学者的推崇，其个人在底层民众之中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尽管薄的左倾言论和做法颇受自由主义人士的诟病，但其在重庆的一系列诸如整顿吏治、加大民生工程投入的做法却受到广大底层民众尤其是左派人士的欢迎和称赞。在薄熙来被抓之后，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一大批左倾网站纷纷发表文章为其鸣冤，在被当局强行封杀之后依然通过各种形式发声，发表自身对于此事的不同看法，在中共当局一手掌控的新浪微博上也有相当多的人士为薄的遭遇抱不平。
面对暗流涌动的左派思潮和部分民众对毛时代的怀念情绪，北京当局在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似乎有些进退维谷，为了尽量把事件置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北京当局不断大大缩小打击面，而且放开了部分言论，以此来达到舆论上的某种微妙平衡。然而，要彻底铲除薄熙来在民间的影响力，其前提就是要消除部分民众对于毛时代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因此，自从薄熙来倒台之后，大陆的言论尺度似乎放宽了很多，但这种“宽”是在当局严格把控之下的，当局希望通过部分言论的解禁，以民间争论的方式来抵消毛左们的政治能量。简言之，在当局一收一放的政治手段中，借自由主义思潮来抵消毛左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通过对毛时代部分罪恶的曝光来清除薄赖以生存的民间土壤，瓦解挺薄政治势力的民意基础，并最终达到彻底清算薄熙来的目的。
真正的言论自由是从下至上的监督，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其实，通过打压一方，扶植另一方是中共当局惯用的伎俩，这就如同胡锦涛之前对文革思潮的机会主义利用一样。同理，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此次南方报系对于三年大饥荒的报道并非在挑战当局的言论底线，极有可能是在意识形态部门高层官员的默许甚至是授意下出炉的。
近一两年来，中共当局对敢言媒体的整肃愈发凶狠，《新京报》和《京华时报》惨遭降级，《京华周刊》更是被勒令停刊，南都也因为在文章中出现了艾未未作品“瓷瓜子”一词而遭到整肃。如今，传媒界万马齐喑，《南方人物周刊》能发出这样石破天惊的深度调查固然让人倍感欣慰和振奋，但仔细想来，其背后的曲折却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按常规，这种十几页长篇幅的封面深度调查报道，无论是选题最初的策划还是后续的采访，直到文章的编辑和排版，整个过程一定是经过了详细而周密的安排，该选题也一定是在杂志社内部经过详细的讨论和反复的推敲后才确定的。这种费时较长的深度报道也绝非是杂志主编一时热血拍脑袋时定下的，应该有得到来自上层领导的支持。因为这种牵扯面大、涉及中共建政后重大历史罪行的选题必定带有极大的政治风险，如果没有来自意识形态部门的许可，文章就算写出来了也不可能顺利与读者见面。再者，如果没有高层的默许，宣传部出身的杨建会在自己上任之初便允许这种触碰中央言论禁区的深度报道出炉吗？
其实，当局对部分毛时代罪恶的解禁并非开放言论的先兆，亦非开明领导尝试政改的试探性气球，而精明政客对于历史罪恶的机会主义利用，是剪除政敌的卑鄙伎俩。对于毛泽东，中共是不会也不敢轻易彻底否定，更不敢清算毛时代的所有罪恶。毛泽东不但是中国的斯大林，他同样也是中国的列宁，如果后来者彻底推倒了毛这尊神像，那随之坍塌的不仅仅只是毛本身，还包括这个他一手缔造的最大执政党。正因如此，中共现任领导人对于毛及毛时代的态度一直是复杂多变的，一方面希望能与毛时代做彻底的切割，斩断中共历史的原罪，从而重塑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但一方面又担心对毛的清算会导致多米诺骨牌反应，并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这一点，从《南方人物周刊》的那篇文章中就可窥探一二。在该文的最前面几段写道：“实际上，50年前的血泪，已经被时间晾干，'责任人'也已经被时间赦免。清理历史只能收获经验和教训，不能要求谁父债子还。”中共不敢真正面对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这些罪行作为这个最大执政党的原罪，一旦曝光于天下，很有可能断送其政治前途，这对于固守一党独裁的中共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因此，在中共下定决心启动政改之前，中共是不会也不敢面对自己的历史。
正因为中共一直都无法面对历史，正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和罪行，以至于让这个执政党在建政六十多年后仍然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蹒跚前行。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共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再国共内战，亦或是土改以及后来历次的政治运动，暴力一直都是中共立党的核心因子，因此，暴力也就成了中共成立、发展、壮大乃至成为执政党的原罪，就算到了现在，暴力仍然是这个全球最大执政党维持稳定最常用的手段。
因此，中共注定不可能去诚实地面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因为此举不但大大损害了这个自称永远“光明、伟大、正确”的执政党，使其本来就所剩无几的政治合法性更加雪上加霜；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共正视自己的原罪，就意味着其必须转变现有的垄断权力的执政方式。中共之所以敢于一直理直气壮地垄断社会公器——政治公权力，是因为其自称带领中国走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让中国人民从此不再受欺侮，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共，而一旦面对真正的历史，中共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这个前提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说，在历史、现实、道义和利益的纠葛下，在中共放弃一党专政的垄断权力之前，这个世上最大的执政党是不会面对自己血迹斑斑的历史。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每一个人更应该抱有清醒的头脑，而不应该去仰望独裁权力自上而下的恩赐。对于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内心不说假话的底线，更不应该选择性的遗忘或者回忆某部分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应该成为精明政客手中的工具，选择性回忆的另一面是选择性遗忘。因此，我们不但要回忆大饥荒造成的那场饿殍遍野的惨剧，我们也更应该纪念六四之时那夜不堪回首的血腥记忆。
中国的政局就像是一个钟摆，一直在“左”与“右”之间摇摆，而最精明政客也善于玩弄左右互博的伎俩。在这忽左忽右的摇摆中，其背后不是掌权者执政思想的体现，而只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而采取的机会主义策略。但无论如何，在左右的摇摆中，在众多矢志自由民主人士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的言论空间势必越来越大，“钟摆”左右摇摆的幅度也将会越来越小，并最终定格在“自由民主”的历史维度上，而那时也必将敲响独裁制度正式寿终正寝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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