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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5日，刘贤斌又一次被判10年徒刑，4月21日被送往四川省第一监狱服刑（通信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2085信箱2分箱）。
5月1日，我收到了贤斌在监狱的第一封信。他迫不及待地诉说着新近情况，为南充和遂宁的不长距离而备感欣慰。我无法感同身受，只是在监狱的一大堆戒律中找到了他的安身信息——十监区新犯组。
我把探望贤斌的消息告诉了辩护律师马晓鹏，他很想见贤斌一面，就从成都开车过来陪同前往。我虽然不太习惯这种费时费力的探望方式，但因理解晓鹏的心情，也就不忍拒绝。
遂宁到南充的高速，一个小时就能到达。5月5日，星期四，我和晓鹏急匆匆地到了监狱的接见登记处，才发现能证明我们和贤斌关系的证件都忘在家里了。十监区的接见时间是星期五，我们只好打道回府。
第二天下午，晓鹏带着蒲飞驱车到了遂宁。因中央某领导到川活动，成南高速全线封闭，我们只好走老路到南充。3点，我们又站在了监狱接见登记处的窗口。晓鹏以律师身份会见的要求被拒绝后，我递上结婚证和身份证。接待的大爷还算和蔼，很快就向监区的部门打电话申请。大爷打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从他不遗余力的语气和不断重复“刘贤斌的妻子”的话语中，我听出监管贤斌的领导很忙，似乎无暇安排我和贤斌的见面。看着探望的人一个个被狱警带走又带回然后取了寄存的东西离开，我不知道我还要等多久。
5点10分，终于来了一个狱警。带我穿过一个铁门，交验了身份证和接见证后，我们进入监狱的正门。他一边走一边对我解释说：“你看星期五，大家都快下班了，你得抓紧点，只有10来分钟。”
我表示理解，心想：哪怕只有5分钟，只要能见着贤斌，让他知道亲友的牵挂，我就必须进去。接见室在一个院子隔出来的右边屋子里，记忆中的那个可以和陈卫握手言谈的长台，中间已经装上了厚厚的玻璃，玻璃的两边都摆放着一排电话。我到一个窗口交现金，一个窗口交验贤斌需要的衣物和书籍，而《圣经》作为禁带物品被退回。
贤斌被带到了长台的一边坐下，我来不及仔细打量他，拿起话筒就噼里啪啦地说了起来：“时间很紧，我们得长话短说……”其实，几分钟的时间能说什么呢？这样的会见无非是让对方看一眼分别一年的容颜罢了。
在5月25日的来信中，贤斌说：“上次你来接见虽然时间仓促了些，但能够看到你并亲自听到你的话语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6月的会见变成了我熟悉的程序。晓鹏带着小罗花3个小时把我送到高坪监狱，3点，我们准时站在了登记处的门口。接待的大爷高声向电话的一边喊话，然后重复我的妻子身份，并报上我的身份证号码。
录音设备装好后，长台两边的电话才接通。4点40分，我终于可以和贤斌说话了。但看着贤斌光光的头、黑乎乎的脸以及贴坐在他身边的制服，几乎无话可说，我不得不把这样的会见变成三个人的聊天。狱警说看过我的文章（《我和刘贤斌的聚散人生》），还夸我文笔好。贤斌显得很高兴，说监区已经面试，自己下队当教员的可能性很大。
虽是半个小时的会见，于我却显得有些漫长，我主动和贤斌道别。在回家的路上，我兴致勃勃地把会见场景的滑稽好笑讲给晓鹏他们听。6点30分，我到达遂宁，而晓鹏他们继续向成都进发。
辩护律师的身份也不能帮助晓鹏见到贤斌，晓鹏有无尽的遗憾。7月8日（星期五）下午3点，晓鹏再次送我到了高坪。我向监狱的登记处又一次递上我的身份证时，才知贤斌已不在十监区。他被分到一个生产监区——二监区。二监区的接见时间在星期一，幸亏监狱方很通融，我们才没有白跑一趟。
那天，监区接见的人多。一个狱警带着我和另外三个犯人的亲属进了监狱的大门。我提着一个购物袋，里面是贤斌需要的衣物、钱和一份申诉委托书。在小院外墙的拐弯处，走来四个穿着便服的、模样周正的高大人物，他们对着我们大声吆喝：“干啥子的？”
我们没理他们，直接往院子里走。他们跟了进来，三个人围着我，凶巴巴地要我把东西拿出来检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此前重庆异议人士许万平的妻子陈贤英在探监期间被狱警殴打致重伤的事件告诉我要冷静。
在递袋子给他们的同时，我把申诉委托书拿了出来（我不能让他们把申诉委托书搜走）。他们把东西倒出来，发现了里面的钱。“你敢把钱放在这里？你这是什么意思？”其中一个人气极败坏地对我大吼，“我有权利取消你的接见资格！”我轻声解释说穿的连衣裙没兜，钱没地方放。
也许是我异常的冷静和平和让他们也没把自己的话当真，我们四个人收拾好东西进了右边接见室的门，贤斌早已微笑着等候。我交验了衣物和钱，拿着申诉委托书坐到了他的对面。贤斌答应当面在申诉委托书上签字，狱警借故拖延，说书信寄回，而后不了了之——晓鹏亲见贤斌的努力从此化为乌有。
孩子放暑假了，她忙着参加长笛的学习和考试。她将出国读书，我开始为她准备。在这忙碌的一个月里，孩子假期没去高坪探望，贤斌居然没有怀疑。他在8月21日的信中说：“你们这个暑假还准备到杭州去玩几天，我听了之后不禁心向往之。”
贤斌曾两次患肺结核病，考虑到他的体质瘦弱，监狱允许他不参加监区的劳动。但这样的处境并不给他轻松和快乐：“由于犯人们每天都要出工劳动，我一个人在监区就会常觉孤单。幸好监区养有几只小猫，与它们相处一个多月后，它们已经与我认识了。每次走我身边过，它们都会摇着尾巴，叫一声‘喵’，算是给我打招呼吧。有时候它们还会温顺地蹭我的小腿，然后靠着我在地上睡觉呢。”
对贤斌来说，生活的镜头从来没有如此缓慢地摇过，他的孤独四处散漫，让人心痛。2011年8月25日，孩子拿到了美国留学的签证。她急急忙忙地去向一个从2010年6月28日起就不曾见面的父亲告别，而这个父亲在她14岁的生命中只出现了3年零7个月又22天。
孩子同贤斌聊着学习和旅游。因有出国留学不能成行的担心，我给孩子设计的告别词显得简单而意味深长：“爸爸，以后我再也不能来看您了，您要多保重！”贤斌在9月25日的信中说起此事，满含酸楚：“我知道我对孩子亏欠太深，我没有奢望她以后像爱你一样爱我，但我爱她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你，所以我就要求她以后一两年还是要来看我一次，不料这愿望永远也不能实现了。我不知道再见她是在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
我们一家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团聚呢？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每月的探望早已变成了我家的小别重逢——我带着孩子的照片或书信，在某个星期一的中午坐上去南充的火车，然后转乘公交车就能准时到达高坪监狱的门口。
2011年的冬天，我和贤斌的书信来往明显费力了很多：一是速度慢，一封信的来回往往是两个月；二是信件丢失，贤斌于春节前夕写给父兄的新年祝福至今还没送达。但这无损贤斌写信的兴致，他总是在信里滔滔不绝地说，而我总是在“遂宁—高坪”的路上不停地走……
后记：一、《圣经》后来送到了贤斌手中。二、马晓鹏律师多次陪伴前往探望贤斌，在此深表谢意。三、女儿陈桥于2011年9月14日离开中国，现在美国旧金山一所学校就读。
2012-6-16完稿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1期201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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