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本身是一道时代的分界线，它加速了一代人从跪求民主的臣民到直起身来争民主的公民的转变，如果说在此之前，民众承认改革的主动权在中共，那么经此之后，更多人意识到自由要靠自己来争取。

二十三年前，当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刚一停息、血迹还未被完全掩盖的时候，任何基於良知做出的判断，都已经分清了罪与非罪、义与不义，并且坚信官方对事件的定性早晚会被推翻。於是，问题就出来了，即由谁来推翻官方的定论？

很多人都曾寄望於由官方平反“六四”，希望当局能以忏悔之心釐清事实真相，重新审视当年的决策，检讨对民众的伤害，同时追究有罪者的责任，这样的呼籲二十三年来可谓从未停止过。

平反，从词义上说是指“对过去的冤假错案以及不准确的认识评价做出正确的修改，以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还当事人一个公正的评价”。然而，二十三年来，关於“六四”是一场“反革命暴乱”还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官方和民间的评述仍然泾渭分明，前者的固守与后者的坚持，使这场漫长的对峙迄今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这些年，通过民间的不懈努力，“六四”真相已然大白於天下，“六四”的精神也不断地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承。而为了昭示真相，多少人又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且不说饱受丧子之痛的“天安门母亲”们都已垂垂老矣，当年的莘莘学子如今又何尝不已人过中年，大家共同的心愿就是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告慰死难者的英灵。

难道民意真能撼动官方？遗憾的是，除了看到权力的傲慢和继续作恶之外，我们看不到其他。二十三来，当局一方面竭力遮蔽历史的真相，试图抹掉与之相关的任何痕迹，另一方面持续地对揭露真相的受难者、知情人施以残酷的打压，不断制造出新的恐惧和禁忌。

而这些还只是表像，透过当局的种种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其执政理念虽经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却与二十三年前依然一致，那就是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其统治地位，稳定压倒一切也就为一切恶行找到了堂皇的理由，继而在这个口号下，任何异己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有罪，肆意的监禁乃至酷刑和同样难以知其真相的死亡何曾在这二十三年里有过中断？基於这样的现实来谈“六四”的平反，在我看来就只能说是一种註定破灭的幻想。

所有的幻想当然出自美好的愿望。如果说二十三年前的枪声给我们带来了一次幻灭，那么此后这些年里我们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又升起过某些新的希望。比如，我们以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中国路径必然走向市场化与民主化，以为标榜了依法治国就能让权力受到最起码的约束，以为国家把保护人权写进了宪法就会使自由和尊严免受践踏。

但我们迎来的结果却总是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触目所及处是权贵资本主宰了市场资源的配置，公权力继续肆无忌惮地凌驾於法律之上，对人权的漠视和敌意也依然是我们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依靠暴力维持稳定更是成了执政者思维与行动的惯性，当年“六四”一代人试图奋力改变的种种不公，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

近年来，官方在提及“六四”的措辞上屡屡降调，从“暴乱”到“风波”直至目前常用的看似中性的“事件”，很容易造成一种假像，让人误以为当局的逐步退让是为最终的平反制造出空间。确如很多分析指出的那样，如果当局启动“政改”，平反“六四”无疑是其应行的第一步。通过平反“六四”，中共至少可以像摆脱“文革”那样再放下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给死者以告慰，给生者以交待，化解仇恨与积怨，赋予社会公平和正义，进而也有了自上而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

但是，这个愿景必须以当局果真实施政改为前提，这个前提事实上却又并不存在，因为以一党专政为制度改革天花板的政改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热衷於猜想执政党内改革的力量和保守的力量如何博弈，难免又会陷於希望与幻灭之间的徒劳往返。

其实，有没有官方的平反，都不影响人们如何看待“六四”，更不可能改变这一事件对一代人的影响。於我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六四”的血腥是被铭刻在了青春的记忆中，并和以后的人生轨迹相伴相随的，也可以说正是从二十三年前的那一刻起，和现行体制的相融与背离成为一代人无从回避的选择，是在恐惧下噤声或是在利诱下与权力共舞，还是坚守自己的主张并付诸於一步步的践行，都因“六四”分出了各自的走向。

同样，“六四”本身也是一道时代的分界线，它加速了一代人从跪求民主的臣民到直起身来争民主的公民的转变，如果说在此之前，民众承认改革的主动权在中共，那么经此之后，更多人意识到自由要靠自己来争取。由此可见“六四”的枪声不是终止了一个时代，而是开启了一个时代，成为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四”无需当局平反，人民已经作出了结论。作为承载着“六四”记忆的一代人，“六四”不单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更是各自命运中无可更改的一部分，无论官方是否平反“六四”，我们都不可能重走一遍已经走过的人生，也不可能重设对未来社会的目标，所以官方的定论并不影响民间已有的判断和正在进行的努力。这就回到了最初的问题，推翻官方定论的不是其自我纠错，而是公民意识对官方意志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