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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月在香港，15岁中学生黄之锋召集“学民思潮”，反对港府强行推行美化中国共产党、美化中国模式、掩盖“六四”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所谓“国民教育”；这一次香港人借由反对国民教育，反共情绪全面爆发，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港人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和恐慌心理的总爆发，也是最近一两年来香港与内地关系日益紧张导致的后果。
从历史上看，港人的反共情绪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日益强化，可以分为四层来分析：
第一，香港百年来为英国殖民地，历史传承上对内地就缺乏时间积累的感情；英国带给香港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在港人中间根深蒂固，不是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可以抵消的。
第二，在香港五六十岁这个年龄层中，很多人是在“文革”前后这段期间，因为无法忍受内地的政治迫害和恶劣的生存条件而逃到香港的，对于他们来说，来到香港，本来就是用脚投票的行为，代表他们对中共的不满。现在让他们重新面对中共的统治，他们内心的反弹可想而知。这次运动中，有人打出横幅，大意是“当年逃出洗脑魔掌，今日岂能重蹈覆辙”，就是这样的心态的表现。
第三，“六四”情结是港人集体心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六四”这个问题如同港人的神主牌和最为敏感的神经，是轻易不能触动的。1989年的时候，港人已经知道回归不可阻挡，对于自己的未来惴惴不安；恰恰在此时，爆发“六四”事件，让港人无比惊恐。这一道历史的伤口可谓创巨痛深，因此港人极为看重。这就是“六四”维园晚会能够坚持二十三年不动摇的根本原因。这一次港府推行所谓“国民教育”，其参考书中居然对“六四”只字不提，这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当然会引起港人强烈反弹。
另外，近几年来，中国人权状况倒退到离谱的程度。刘晓波，仅仅因为在网络上撰写批评政府的文章，就被判11年重刑；李旺阳，不明不白地死去，还被指为“自杀”，北京当局这样的举动，使得港人觉得二十三年，当局没有什么变化，原来的期待落空，绝望的心理自然激发出强烈的愤慨。这种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特别关注，背后其实还是“六四”情结在发挥作用。
第四，最近几年来，随着内地与香港的交流日益紧密，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冲突越来越凸显出来。港人对内地人士在香港的言行举止，感到无法接受。双非孕妇等问题，更使得港人的不满得以建立在坚实的利益冲突的基础上；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的一句“香港人是狗”，把这些不满激发到了顶点。这一次反国民教育运动，也可以看作是最近几年香港社会与内地社会的冲突的总爆发。
总之，这次由三名中学生发起的反国民教育运动，能够迅速在香港社会引起关注和共识，能够很快动员起整个公民社会的支持和各方力量的介入，甚至连70年代的社运老鬼们都加入绝食，整个香港社会的气氛为之沸腾，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也绝对不是港府在国民教育问题上暂时让步能够解决的。
当初中共制定“一国两制”，其实本来就是权宜之计，欺骗的成分大于诚意的成分，主要目的就是安抚香港人心。现在回归已经15年，中共的耐心逐渐丧失。所谓国民教育的推广，正是胡锦涛在庆祝香港回归15周年的时候，在讲话中对港府提出的要求。显然，中共已经不想继续扮演“一国两制”守护者的角色了，他们决心撕破“一国两制”的面皮，这是“一国两制”彻底失败的第一层表现。
另外一个失败的明证在于，中共设计“一国两制”，其实是想以时间换空间，在所谓“一国两制”的推展期间，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进行思想渗透，逐步确立舆论导向，从而逐步让港人的人心也能够回归，以免香港继续成为反共基地。但是近几年来，香港“90后”世代的崛起，彻底粉碎了北京当局的梦想。这些“六四”时候还未出生的年轻人，对于中共及其意识形态抱持强烈的敌意，其“六四”情结比起上一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恐怕是非常出乎北京当局意料之外的。通过“一国两制”，逐渐收回港人的民心，这一点已经完全失败。
总之，真正的问题，还在于“一国两制”的失败，在于中共统治模式的失败。
与此同时，在台湾，台大林飞帆、清大陈为廷、成大张芷菱等大学生组成的反媒体垄断联盟持续发动反旺中集团的抗议活动，得到社会各界支持，终致在9月1日动员近万人走上街头。
这两场社运，时间是趋近，而真正对抗的对象也是趋近的。港府推行国民教育，背后当然是北京政府在下指导棋；而台湾青年学子对旺中集团的警惕，其实折射的也是对于中国因素进入台湾所带来的前景的警惕。也就是说，引发港台两地社运爆发的，都是中国因素（其实是中共因素）。时间和对象的趋近，绝不是巧合，它反映出的，其实是以中共为代表的社会发展模式，与以港台公民社会为代表的另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的冲突与对抗。
简单说，中共代表的社会发展模式，统称为“中国模式”，就是把经济发展放到压倒一切的位置上，以牺牲社会的民主自由为基础扩张经济力量；而港台的公民社会所推崇的社会发展模式，是把人民的尊严和自由，把社会的正义和宽容当作经济发展的目的。二者对“幸福”的定义截然不同。
今年是香港回归15周年，然而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年的香港表现出自2003年来对中国最大的不满，而香港的认同调查对中国人认同也创下新低的纪录。而在今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中，中国透过台商与亲中媒体，赤裸裸地介入台湾的选举，台湾已经出现“香港化”的迹象。这些都使得大家深深感受到，香港与台湾受到中国制约的影响越来越大，两种模式的冲突因而日益凸显出来。
这样的冲突之所以越来越明显，原因之一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形同废弃，中共急于让香港彻底归化，处心积虑地让香港更加靠近内地；在台湾，马英九政府奉行的两岸和平政策，使得大陆与台湾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距离拉近，反倒使得港台的公民社会看破了“中国模式”的手脚，看到了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背后带给社会的严重代价。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因为接近而疏远”。这就是港台两地几乎同时发起对抗中国因素（其实是中共因素）的社运的根本原因。
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台湾已经开始出现“香港化”的现象，本来关系比较疏远的台港两地公民社会才开始彼此关注起来。而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决定着港台两地的未来命运。未来三地的公民社会如何结合互动，恐怕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的。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7期2012年9月7日—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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