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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一案，在经历了从高调到低调、从明朗到不明朗的大起大伏之后，终于峰回路转。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薄熙来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习近平托病不出，激将法压垮薄熙来？
与政治局会议相关的决定和报道中，官方列举了薄熙来几乎所有罪名：腐败，淫乱，滥用职权，谋杀案的责任，严重违纪；跨越薄从政的二十年；覆盖其任职的几乎所有时段：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政治局，及重庆市。显示，薄熙来彻底覆灭，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这一宣布，结束了半年多来围绕薄案众说纷纭、扑溯迷离的乱象。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习近平“神隐”的两周（9月5日至14日）之后。极大的可能是，针对薄案出现的僵持，习近平忍无可忍，决意背水一战，对高层同僚放话：如果不严办薄熙来，我就不接这个班了！随即托病不出。（另一坚定倒薄派人物贺国强也同期“失踪”。）
在此之前，社会上，毛左派翻天捣地，恣意折腾，大声挺薄，气焰嚣张；中南海里，以周永康和江系为主的挺薄派力保薄熙来，部分倒薄派（如胡锦涛、李克强）出现动摇，以至于在谷开来和重庆高级警官案中，薄熙来被完全切割在案外，甚至传出“保留党籍”的风声。眼看薄熙来就要被“轻轻放过”，习近平、温家宝、贺国强等坚定倒薄派不免忧心如焚。
放薄一马，等于养虎遗患，薄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这对即将接任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尤其利害相关，无异于为他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如果薄案拖到十八大之后，更严重影响习施政。已经备位王储五年的习近平，同时也是“九常委”之一，自有其“撂话”的资格和份量；而且，习所处位置，相对方便，如果他对江系发飙，胡派会支持，如果他对胡派发难，江系会背书，正好左右开弓。
相信正是习近平撂出狠话并托病不出后，薄案才重新被讨论。整个中共高层，不论胡派还是江系，在经历了薄熙来一案的倒腾后，都再也经不起“习近平不接班”的震荡。倒薄派重新站稳脚跟。放过还是办倒薄熙来？哪一个选项更能避免中共的分裂？权衡之后，中南海最终决定办倒薄熙来，或者说，办倒薄熙来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习近平背水一战，成为压垮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
薄熙来受审，料在十八大前，不排除死刑
达成倒薄共识与方案后，习近平才复出视事。如果上述这一切，还只是猜测性的推理分析，那么，前后两件事，则是有迹可循的证明。其一，习“神隐”期间，传出习近平与胡耀邦之子、太子党的改革派旗手胡德平对话，习表示要“高举包括政改在内的改革大旗”，并誓言要“按照党纪国法”处置薄熙来；其二，习近平于9月15日复出，王立军于9月17、18两日受审。不同于谷开来和重庆警官两案对薄的完全切割，王案庭审，薄首度被涉及而未被切割，在新华社随后发布的长篇“庭审纪实”中，虽未点名薄熙来，却以“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明指。
法网终于罩向薄熙来，这是习近平的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宣布：将于11月1日召开十七届七中全会，11月8日召开十八大。这意味着，薄熙来一案，极可能在十月间了结，党纪处分既已公布，接下来，便是司法程序，庭审与判决。
外界普遍感受两桩意外：薄熙来不是被轻轻放过，而将被重重法办；十八大不在十月而将在十一月举行。何以如此？就在于，中南海的激烈权争，远超外界想像，围绕薄熙来问题的交锋，剑拔弩张，迟迟难以定板，以至于，薄案一波三折。薄熙来最终被定案法办，已是九月底，原拟十月召开的十八大，被再度推迟，理由在于：中南海需要腾出一个月时间，审结薄熙来一案。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就在中共政治局公布对薄熙来“双开”处理前夕，最高检察院一名叫做王雪梅的资深法医突然通过微博发声，公开质疑英国商人海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结论。王的发声，应该是受到高层某派授意，似乎要说明：海伍德之死，另有蹊跷，或许，谷开来只是将海伍德灌醉放倒，是薄熙来随后派人将海伍德杀死。果如此，薄就是杀人同谋，而谷案也可能被下令重审。实际上，薄熙来被指巨额受贿和通过家人巨额受贿，就已经在经济犯罪方面，牵扯到谷开来，这点，也增加了重审谷案的可能性。
至于政治局通报中的一句话“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可能包括传言中的薄为铲除政敌、不惜制造空难、造成112人枉死的罪行，鉴于迄今为止，薄王谷案，“谣言”或传言几乎一一成真（网友戏言：“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如此案坐实，或其他大案坐实，罪行远远大于谷开来和王立军的薄熙来，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杀薄祭旗，习近平智囊为政改献计
薄熙来覆灭，重创毛左派和守旧派，这本身，就是为可能的政改铺路。这是变革的前兆。纵观历史，新君开基，往往拿守旧派人物开刀问斩，为新政祭旗。习近平推行政改，正好拿薄熙来祭旗。
今年八月底、九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题为《胡温的政治遗产》的系列文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总结胡温十年的成绩，实为必要的客套；中篇列举胡温十年的问题，道出“问题比成绩还多”；下篇提出换届后新领导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该文罗列胡温时代十大问题，突出三条：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服人的主流价值观；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和具体思路，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与还权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距离。
这几点归纳，与民间公共知识分子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致。而最后一个问题，被作者列为最关键问题，指出：“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最后都可归结于政改的问题，系于政改的深度。”并以恳切的口气道：“所以，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考虑到习近平是中央党校校长，《学习时报》是该校机关刊物，作者、即该报副编审邓聿文，是习近平智囊，这组系列文章的出台，必定得到习近平本人的首肯。有人或许疑问：十八大还没有召开，领导人还没有换届，备位领导人的属下，就开始评说现任领导人，不符合中南海政治伦理，不智，甚至可能惹祸上身。这种看法，出于对中南海政治生态变迁缺乏敏锐感和洞察力。
当今中南海，权威人物消失，号称“集体领导”，不仅九常委并立，互不相让，而且，世代交替，新人面对老人，也不再是那种小心翼翼、服服帖帖的姿态。习近平拒绝接受前任“大内总管”（令计划）留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大胆玩“失踪”，也是对元老干政的无声抗议。所属中央党校机关刊物公开评说胡温十年，不仅显示胡锦涛提前跛脚，而且预示，老人政治的空间正在缩小。
习近平政改，可能仿效缅甸模式
近期有海外统战媒体危言耸听：如果习近平启动政改，会“牺牲个人、家庭、乃至身家性命”，理由是，权贵阶层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将虎视眈眈，准备随时阻拦、扼杀习的任何政改意图。其实，以当今之势，权贵集团的阻拦，未必能如愿。且不说，权贵集团，如今并非都掌握到关键的政治权力，比如李鹏家族，早已大权旁落，何况，公权力在专制体制内有不容挑战的威严，再说，各权贵集团之间，因为利益的纷争和冲突，早已四分五裂，未必能拧成一股绳，来抗衡中央权力。
习近平被推上王储位置，原本作为各利益集团的最大公约数，平衡各派利益。由此，习近平的政改，也可能走一条稳妥的“中间道路”，既可以推行政改，又不必冒犯权贵集团，至少在政改的初期如此。
《学习时报》那组文章，不仅大方论述政改，而且明确为习近平勾勒出政改时间表。指出，习上任后，如果立即推行政改，恐太急，因为，首先需要稳定经济，并“需要一个过渡期来摆平各种关系和牵制”，避免“引起前任势力的反弹”；但如果等到第二任期、即5年后再推行政改，则太迟，因为，“在目前社会矛盾非常大，民众对政改充满期待的情况下，公众未必有五年的耐心来等待。”因而明确建议：“从策略上考虑，继任者两年后开启政改的步伐，是最稳妥的做法。”
该文的表述，已然暗示，习近平的政改，不必触动前任既得利益，实际就是缅甸模式。在缅甸，吴登盛出任总统后，不动声色地展开了有序政改。而吴登盛的政改，显然是在得到了手握实权的军头如丹瑞等人的同意或默许之后，同时，吴登盛的政改，也并未损及丹瑞等军头的既得利益。由当局主导、自上而下的缅甸政改，得到了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反对派的善意回应与合作，双方摒弃前嫌，共建民主缅甸，这是缅甸之路、缅甸之福。
薄案柳暗花明，“神隐”而复出后的习近平，投入繁忙国事，近乎意气风发。9月21日，习在南宁会见缅甸总统吴登盛，表示愿意同缅甸“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诚如笔者从前多次预言，习近平政改，可能仿效缅甸模式。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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