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政治改革在当下中国的踟蹰难行，一些人士忧心忡忡。最近，吴思先生提出“以特赦促政改”的新思维，在学界和舆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然而赞扬者稀，指责者众。
吴先生方案之大意为：政改之难，难在阻力巨大；中国是一个由官方主导的社会，由于改革对主导中国的这群人失大于得（开放政治参与后，可能导致贪腐被揭露、遭清算，而得到的不会比原来多，只会少），所以他们不愿改革，致使政改被搁在沙滩上；只有以赦免贪官为悬赏，免除后顾之忧，让其获得所希望的“安全感”这一额外收益，他们才会支持改革，从改革的阻力变成动力。
应该说，吴先生的方案体现了对人心、人性的精准把握，循此而进，确有可能解决一直困扰中国改革的动力不足问题，使政改得以启动。那么，他又为什么会遭到那么多的反对与指责？难道指责者都是有着道德洁癖的理想主义者？
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改革不同于其他改革，它要解决的首先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因此，它同时又是一个重建合法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如果以“赦免贪官”这样一种违背大多数人道德观的交易作为起点，这个政权还可能被视为是正当的吗？如果不能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仅仅是自说自话地对民众“给个交代”，这样的政权能够在民选制度下拥有合法性吗？
在此过程中，吴先生以为可以避免的“引蛇出洞”、过河拆桥等问题，也必然会出现：政改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在政改以前，“民众如何权衡交易”不重要，因为不须说服，只须交代；但在政改之后，民意就很重要。如果政治开放后民意普遍反对赦免、要求清算（反正当初作出赦免承诺的不是他们，他们甚至没有被问及过），而此前作出“特赦”承诺的政权之合法性又已过时，那么，它要如何来保证承诺的继续生效，并且还具有可以高于现在主权所有者意志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呢？
唯一办法是，其实并不真正地开放政治，而是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就保证少数人（原官方特权人士）的支配权力，使多数人的声音无济于事。这或许就是吴先生强调，中国政改将由官方主导的原因。这样一种“政改”，人们并不陌生。在东南亚、中南美以及非洲等所谓“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不乏这种由少数人掌控的“民主”例子——这些人既然有能力保障“特赦”不被推翻，当然也就有能力继续掌控政治、经济等利益资源的分配。于是，相对于改革前，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统治国家的，还是那些人，他们依然是权力足以压倒社会的庞然大物；唯一有所改变的，只不过是内部的游戏规则，以及让一些“支持改革”的精英能够有机会跻身于统治者的行列而已。
从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实践看，即使没有特赦贪官的承诺，大多数转型也都被扭曲，淮橘成枳；如果再加上一个保护既得利益的承诺，为了保障这种承诺的有效性，扭曲更成为必然——不知道这种改革，是否就是今天倡言改革者所衷心想要的东西？至少，它与改革者此前向人们描述、许诺的，有着天壤之别。
吴先生的方案，提示了一种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按吴先生设计的方案及其推理看，如此转型确有可能相对和平地进行（当然，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在实际操作中失控的可能性并不小），但代价是必须让改革变质，必须扭曲民主，使改革和民主变得不再是大多数人所希望拥有的东西。或许，这才是“特赦”方案遭到普遍反对的原因。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正如资本主义有好有坏一样，改革、民主同样有好有坏。虽然对于某些“改革专业户”来说，只要是改革、民主就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坏的改革”、“坏的民主”显然不可取，就像野蛮资本主义不可取一样。从多个国际组织的排名看，世界上最腐败和最贫穷的国家，大都是这种“坏民主”的国家。这应该并非大多数今天支持改革的人所乐见的前景，这种状况绝不会比现状更好。只是因为我们身处其中，对现状中存在的“恶”感受特别强烈，从而可能忽视了它或许压抑或避免了更大的“恶”和“不善”。
另一方面，贪官阻力论解释不了中国政改难行的原因。具体说，它解释不了邓小平为什么搁置政改。从倡导到搁置，邓小平对政改的不同态度，经历了利弊权衡、得失计算的转换。在这种权衡、计算中，他考虑的应该主要是公利而非私利。搁置是因为对转型的风险、后果之难料的忧虑加深了。邓与胡耀邦的区别，不是贪官与清官的区别，而是对转型风险及后果的判断不同，所导致的不同选择。外媒曾有报道，邓的家人说，邓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很幼稚。对于胡，邓应亦作如是观。
贪阻论解释不了邓，也就至少不能完全解释邓的后继者江、胡。而正是这些人，对中国的走向拥有最大的决定权。是否启动政改，他们的态度比之泛指的贪官群体，重要得多。可见，贪官未必是启动改革的最大阻力。反之，人们熟知的一些大贪腐分子，却是政改的积极有力鼓吹者。
因此，启动政改并非真正的难题所在。在一种困难而争议的情势下，主要领导人一个决心（事业心可能促使其下决心），就可能使民主化一夜之间启动，只是后果难料，结果未必好。既得利益的阻力，并非不可逾越，就连戈尔巴乔夫当年也克服了这种阻力。虽然其间发生了政变，但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引蛇出洞”，只是当时戈氏的判断和操作均有失误，火没有玩好而已。将特赦贪官与政改绑在一起，对改革和改革派也不利。尤其吴先生的方案是要从地方开始试点，面临的阻力更大——在“特赦”背景下，谁如果敢于试点，就会被外界普遍视为是大贪官。
吴先生承认：虽然在一些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也发生过赦免，但都是发生在转型的最后几步，是作为妥协而不是激励出现的——这就是问题所在：正如在生死时刻，杀人可视为是正当防卫，而为了利益杀人则是犯罪一样，作为一种内含正当性缺陷的方案，必须有一种特殊情势赋予它特殊的正当性作为平衡，才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可选项。否则，纵然有“主动性极强的人物”出现，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行此不伦之举——当然，为利益而倒行逆施者除外，反正民众无须说服，只须交代。
这样的改革是否“可欲”，“挪拉出走”以后会怎样？现在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出走”虽能摆脱原来那个过于严肃、似乎有点性冷感的丈夫，但等待她们的命运，不是被动接受强奸，就是主动卖淫——面对这种结局，或许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选择，但是，请千万不要对她们说：只要走出去，外面就是阳光灿烂；迎接她们的，都是鲜花和掌声，还有白马王子翩翩而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