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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赦免看作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不仅依据其他国家的历史，也依据中国现实的利害关系。
胡星斗教授根据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金额通常占GDP的3%推算，2009年中国的腐败金额约为1万亿。胡教授又据此推算腐败受到惩罚的概率只有1%，再根据201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推算出2009年县处级官员的腐败比例为48%，厅局级40%，省部级33%。
推算未必属实，却可以勾勒大体轮廓。一年如此，十年是什么情景？腐败的比例不好累计，以金额累计，10年就有10万亿元左右。倘若严格执法，100万就够死刑了，10万亿包含了1000万个死刑。如此规模的财产和人命，将引发怎样的对抗？
特赦交易，可以化对抗为合作。拒绝交易，除了闹革命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行之路。
最后再谈谈其他方面的批评置疑。
有人置疑说，历史上有赦贪官污吏的吗？当然。香港的局部特赦令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赦，偶然有不赦贪官的，偶然也有特地强调赦免贪官的，一般只说“十恶不赦”。贪污不在“十恶”之内。另外，赦免的功能是消除转型阻力，什么阻力大就要强调什么。如果连人命都不追讨，赃款当然不能排在人命之前。
一位企业家批评说，特赦的说法包含了道德优势。有些灰色收入，不见得不道德。他说，大家都说新加坡清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工资是怎么定的？他的工资是新加坡收入最高的前十位CEO的平均数，再加上30%。我们国家主席的工资是多少？省长县长的工资是多少？县长每个月5000块钱，养活一家人，这个收入和他的贡献相称吗？我们的工资制度人为压低了人力资本的价值。有些灰色收入是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部分纠正。
我的看法是，官员的真实合法收入远超过工资单上的数字。例如各种福利，尤其是福利分房。加上这部分收入，人力资本的价值未必低估。中国官员和政府的消耗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有人批评说，赦免贪官是一贴老膏药。以前用过，不灵。还有人批评说，这种办法，历史上找不到先例，不灵。
从原理的角度看，交易行为有多老，这副药就有多老。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看作帕累托改进，即无人受损的多赢格局。特赦交易就是帕累托改进，药效应该不错。从用法的角度看，各国的赦免都发生在转型的最后几步，作为妥协而不是激励。悬赏属于新用法。我的直觉是，这种用法的设计感太强，过于主动超前，没有主动性极强的人物主持，基本不会实现。最后一拖再拖，恐怕还是在危机中达成交易，浪费这笔巨额激励资源。
不过，这种设计已经表明，如果想推政改的话，民间有动力，官场有动力，甚至在贪官污吏那里也能挖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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