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中共都不敢明文地宣布民国灭亡，只敢暗中玩弄语言魔术，强调一个中国，然后鹊巢鸠占为共国。认为民国不仅在台湾，或者已经不在，就是1949猪猡。民国当归就意味着完成陆独全部人的两个观念转化：一、政权政府并不是国家，国恒在政府更替如走马灯。二、统治权非主权，主权在民，统治权非经选举就是僭政。

既然改革已死，那么民间的努力，就是塑造能回归于民国的政治能力，而不是加入两岸的现实政治权力格局，也就是根本不想对现实政治权力格局所有推动。少一些对现实政治权力格局的渴望吧，多一些建设公民社会，放眼未来的渴望吧。

民国就是宪政，宪政就是民国。站在未来看现在，就有这种效果：各种冲突逐渐和谐地归一。民国派认为“民国就是宪政，宪政就是民国”，有着一种引导在1949猪圈中迷失羔羊回归高于我们每一个人头上“星空”的魔力，或者天梯，不再需要与他们人心或者道德立场上对杀，落到下乘。

一个高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共和”或者祖国？

老民运徐文立在2011年元旦纪念辛亥百年建国百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辛亥百年 薪火相传 结束专制 再造共和》提到一个长久以来的回归第一共和还是建立第三共和的争论。徐文立说，中国民运七十年代先驱王希哲先生和在他影响下的刘晓波及中国海外民运首要领袖、现在依然在中共无期黑牢里的王炳章先生、美国辛灏年先生、德国俞大猷先生、芬兰王雍罡先生都对辛亥革命和恢复中华民国法统有许多思考和实践。对“第三共和”的问题，来自中国大陆的严家祺先生、吴稼祥先生、张博树先生、台湾张玉法等学者也先后提出过另类的说法。

与他一起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查建国说，他反对建立“第三共和”之说。其主要原因在于建立第三共和，于民众毫无概念，毫无影响力，他主张回归众所皆知的第一共和。两三年前著名法学家于浩成和我为此也争论了很多次，因此这个问题我印象很深。

“第三共和”就意味着中华民国和国际法上并不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有一个更高的国度在。这也是大陆地区关乎台海两岸试图终结政治对立，沟通时签订的一系列合作交流关系条款约定的认识基础。

我反对一个虚无缥缈的第三共和，因为新建一种新秩序的政治冲动，包含着极权主义的因子，如新纪元意识，还有对少数人的依赖。如果是回归民国旧秩序，那么将是民主的，人人都可以发言指手划脚的，且是恢复，那么其工作量比较小，难度较大。

我认为把民主转型和国家的统一完成，建立在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和承认1949年秩序的合法性之上，是一种还处在国共内战和党国的历史体系之内，还是一种专制毒奶没有吐尽的话语体系。把中华民国国民党转型之前仅仅当作国民党的，同样把现在的中华民国当做国民党的，把一个民间社团当作一个国家，抹杀了国民党之外的，高于国民党的宪法和人民，以及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治力量。

党治国把思想路线和政治措施当作全部，闹钟的钟摆把自己当作整个闹钟，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极权主义运动，把所有政治融化于运动，可以变来变去，随时打破重来，新的纪元随时开始。那么这个政党就必须获得绝对性，超越凌驾一切变化之上，领导运动。一定要摆脱党狼奶来谈宪政。

确实有一种强大而古老的政治思想，试图追求超越现有民族国家之上“祖国”，不愿意承认“脚下的土地就是罗斯，就在此处跳舞”，而去遥望星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告德意志人民书》中说，在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与祖国，即担负着我们人世间的永久性，它本身的存在就能够证明，在现世人间具有永久性的这样的祖国和民族，远远超出通常意义的国家。

地上的国度内就有天上的国度。民族国家就像希腊城邦的扩大版，本就有着希腊城邦的永恒性，就像罗马的永恒性一样。用何种方式承载永恒，超越世俗世界的日常性，差异甚大，且效果差距更远，甚至南辕北辙。罗马的永恒性，以政治宗教和律法来承载，而早期希腊如此，政治循环堕落之后就用文化道德来承载，以道德文化取代律法祭祀。

如果民族和祖国以宗法（宗教法律）方式在政治中在场，那么地上的国度就与天上的国度和解，地上的国度，所作所为都是天上国度的预备和靠近，如果以道德文化在政治中不在场，那么而这就撕裂开来。这就是德国形成国家过程中“犹太教或罗马律法的道德式重建”的困境。费希特关于德意志国家的形成思想，就处在这种困境中。如纳粹主义用民族压倒更新国家，把国家和法律等同于国家机构。因此默认了政体吸纳吞并了国体。如维权运动就是一种“民国当归”，造成对民国宪政的彰显，而新道德政治化的进展，构成对民国宪政的遮蔽。

对专制的道德革命，而不是法律之下革命，不外乎治乱循环和旧秩序的延展，且在1949年框架之下，都可以纳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范畴。民国派超越了这一点，则必然是法律之下的革命，则以超越1949年之内的最靠近民主的思潮。

秉持道德批判就意味着，穿民国旗袍，里面还是共党红卫兵军服。二十世纪之后，革命已经与过去完成不同，需要论证其手段正当性，作为首要的条件。这就所谓的宪政化革命，虽然不拒绝暴力，但是绝对拒绝暴力美学。二十世纪革命目标的失落，让革命不再有天然正当性，革命的冲动意志严重挫败。

民族和祖国就是人民，以国体和政治宗教的方式体现在政治中。这是民族国家的原教旨精神和原初目标。“犹太教或罗马律法的律法式还是道德式重建”同样关乎是人民如何在政治中在场的问题。法律的统治，就意味着人民最大程度的在场，意味着国体高于政体，并且制约着政体，意味着人民成为主体，是人民主权。道德文化政治的统治，就意味着人民在政治上遭受排斥，意味着被代表，成为被统治的对象，国体消亡或者被政体吸纳吞并。

天上的国度，可以表现为超验的天国，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教会，或者历史中的故乡，或者普世帝国。总之是超越日常世俗性的，可以长久存在，以至于可以当作永恒的共同体。由于中华民国是基督教国家，就像罗马和天主教那样，除了不是超验的天国之外，其他的表达方式都可以混合起来，也就是说是超越权力政治和否定党国的教会，是历史中的故乡，或者是普世帝国。其联邦制框架，就会让中华民国与美国一样，是一个民族国家——普世帝国。
　
而第三共和的追求者，正是由于联邦制的需要，来建立一个新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否定中华民国的联邦制，吃着国共党国扼杀联邦制的毒奶。如此看来，中华民国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新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国体反对“第三共和”新纪元意识

第三共和的追求，与1949年的毛泽东一样，有着要求新天新地的新纪元意识。这个渴望被打被否定，被吸纳被改造。

就像美国，前独立战争和建国时期，殖民地时期的努力，就为美国预备了国体，也就是公民社会，辛亥革命也是如此。也就是国体的形成，是先于政体奠基的，当然在政体奠基的同时显现出来。

我把民国奠基之后的国共两党替代当作一个政体循环的两个阶段，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而共党是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外乎要成为小资产阶级，毛泽东也判定官僚集团是小资产阶级。

政体的奠基与变革，都离不开暴力与血腥，马基雅维利说的，利用民众的恐惧。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是利用，而不是奠基于恐惧，必须奠基于美好，当政体之上国体没有被政体吸干，而存在时，政体奠基的血腥，作为开端，就会隐匿起来，处在黑暗之中，如果没有国体，那么开端的罪恶，就永远暴露在阳光之下。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共1949年奠基的困境，也可见1949年仅仅是政体循环的小资产阶级阶段。我还可以找到一个依据，中共这三十年的变革就是政治体制变革，没有抵达国体的高度。

共同体的奠基，是利用而不是建立在恐惧和死亡焦虑之上，而是建立在自由，幸福与美好的渴望之上。固然建立朝代建立统治都离不开来暴力，恐惧和欺诈，但建立之后是要好的方向发展，这样过去的罪恶就会被遗忘洗白，可是如果没有六十年的瞎折腾和迫害，中华民族早就是位于世界强烈，毛泽东的瞎折腾和现在和将来必定付出惨重代价改革，成了民族致命的毒药。

民国的存亡与党争无关。政体之上有国体在。人民主权是国体。主权不等于统治权。即使我承认1949年发生的部分政权转移，那么政权本身也是主权的承载体，并不是二位一体的。也就是政权转移，并没有决定主权的效果，主权高于政权。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获得政府承认，但并不是新国家，是一个新政权没错。不能都把主权等于政权，或者依附于政权。如共党是有统治权，或者政权，但主权还属于人民，被代表了行使。

不管大陆民主转型，是以改良还是革命的面目出现，都是对民国国体的回归。改良或者革命都有复归的内在含义，那就是回归国体所蕴含的目标。改良或者革命，都是对国体的巩固，对政体的变革。在这里，国体与政体，不再共荣共损，而是政体对国体构成一种巨大伤害或者障碍，使国体成为一种抽象物，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英国传统的延续必然是对其早先成就的重构和发展，甚至相对稳定和连续的历史时期，它体现为国体巩固之下政体的循环或者革命。

最激进的法国大革命，或者中共的革命，其实也是对其早先成就的重构和发展，如果我们撕开新生或者重新开端的迷云，那不过是一种无法制度化的渴望，始终无法生根于制度之中，而是作为政治神学、民情或者政治宗教的内容之一存在。

也就是说不管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是离不开对其早先成就的重构和发展，不同的是以自然的速度或者加速度来重构和发展。改良或者革命，都是对国体的巩固，对政体的变革。在这里，国体与政体，已经不再共荣共损，而是政体对国体构成一种巨大伤害或者障碍，使国体成为一种抽象物，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改良或者革命都有复归的内在含义，那就是回归国体所蕴含的目标。

克罗齐说国家是现实生活之基本的和有限的形式，道德生活则如涓涓细流由此汩汩而出，不断地瓦解和重组国家及政治生活本身，或者说迫使国家依照政治生活的需要不断更新。

重建一个，与拆除被异化部分，恢复原初根基比较起来。重建一个是革命的，激进的，风险极大的，而后者是保守的，谨慎的理性的，是一种政体编辑术。

是重新发现宪政，还是形成新宪政呢，后者预设1949是新纪元政体吞并国体带来的思想伤害：道德批判与反民主潮流。政教分析仅仅是政体之世俗化，而无关于国体。当国体被政体捆绑合一，那么政体之世俗化就会殃及鱼池，误认为国体也会世俗化。

国体有两种：一种是君主制的，一种是共和制的（民初的共和是国体），非共和制的就是专制，这是康德的分法。而政体则有君主制，人民主权，和寡头三种。君主制二者重叠，所以宪政时期需要虚君共和。君主制之下，君主作为元首和政府首脑，如施密特说往往成为政府组成部分，让国体消失，故英国立宪让行政机关至于英国国会的统御之下。所以英国名为君主制，实乃共和制度。民初的复辟就是在君主制之上才会发生，如果看民初的历史，就知道复辟被定性为国体革命，政体变革如议会制变为帝制同时就是国体革命。政体变革并不是政体奠基，没有显现新国体的效果。但1949年的叛乱夺权，已经不可能再是政体变革同时是国体革命，当然其毫无政体变革的成分，只是一场夺权和对国民党专政体制的极端延续。

当下终结共党训政的政体变革纯属技术问题。我在2004年《保守主义的写作》，以及《进入民权时代》等中说，是一个技术变革的时代，即使爆发血腥革命，最终完成的也是如普选等政治技术，20世纪人民主权之后注定历史终结，没有国体革命的含义。也即是美国或者中华民国的，三权分立，普选政党轮替和司法独立，用了就是了。

民国为标准，选举或者民主，其实没什么难度，或者很了不得，就是中共不让搞。不让搞弄得很艰难，很艰难就会自动转化为崇高。当你处在改良路径，几十年碎步一点点，意图最后终结专政，就会觉得能做一点事情就牛逼无比。当你处在革命路径，就知道当终结专制，这一些好难的问题，小菜一碟。梁启超在辛亥之后承认革命更有利于改良。

我们被抛出宪政长达六十余年，苦得久矣。立宪制度本身是技术活，设立不难，难的是我们跳不过去，因此愁苦万分，哀伤极度，这是打倒专制的难度。但是不要把这种痛苦度投射到四七宪法。作为投射，并不是社会政治矛盾得分解决。还是一种文化政治。美化也是一种投射，把美好的东西投射在一个勉强可以吸收，甚至不可以吸收的政治历史力量之上。

这种精神和肉身折磨需要原来国体，也就是民国当归来吸纳，来抚慰，避免这一些激情和迷思附丽于政体变革，让政体变革承受不可承受的重负，而带有宗教革命的含义。当有了民国当归，政治变革就会是技术性的，而不会陷入新的政体循环和毛泽东式的新纪元。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始因就在于现代宗教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分崩离析，也就是由神政“堕落”为宪政之后，产生的现代政治哲学。美国卢梭形成共和政体的首要任务，对政府进行精神改造的首要性。政教分析仅仅是政体之世俗化，而无关于国体。当国体被政体捆绑合一，那么政体之世俗化就会殃及鱼池。

然而我们总免不了有一种学习毛泽东再开“新时间开始”的诱惑，体现为不肯回归民国，而是试图前进一步一个新的共和。长期受到专制的压迫，其苦难与命运，会让人生产千禧年主义的迷思，被高压锅煎熬的渴望，屡屡的挫折感都会指向“炸药”炸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完全脱离过去的世界，因此又有了国体革命的幻象。第三共和的追求，就有这种精神病。
　　
向后就是向前，向前就是向后

辛亥民元奠基以来传统，是一个不受制于过去的传统。一个能打开未来而不是堵塞未来回到源头传统。我们今天说传统，是立足于今天语境的传统，其保守主义在于手段的保守，而不是过去道德精神的复辟强制。我们无法征服过去和当下，但对抵达将来的手段，要保守。这个可检验真假保守主义。

奠基就是万有，奠基之后的难题和危机，都会在回归奠基之中解决。民国当归是民国之后一切政治冲突解决的根本，包括大陆沦陷区的民主转型。

罗马守护神雅努斯，兼司开端与终结，有着向前和向后两个面具。过去把我们推向未来，未来把我们推向过去，我们的当下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是过去与未来的融合。民国当归向前也是向后，其实改革时代的向前也是向后，在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当中。

王炳章先生在巨著《回归中华民国》中说，回归就是重建履新。向前的冲动，就是回归向后。向后的冲动，同样是向前一步。台湾民主转型，就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完成，符合这个原理。我也相信大陆的转型，同样第三共和的诉求，可以被第一共和吸纳覆盖。

徐文立后来说，其实，“第三”不“第三”并不重要，这些可以继续讨论和商榷。总之，大家都是为了解决中国政治体制问题，从政治层面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尽可能找到一条殊途同归的路——那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路，当然经过1949年开始的中国大陆的全面共产革命导致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才懂得：天下私有的真私有，才有公器的真公有。私有制不是万恶之源，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高度自治才是“天下为公”的坚强基石。所以，最重要的在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才是中国民主运动和未来民主中国的根和源，树高有根，水长有源。我们不能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