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称赞其作品“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北京褒贬诺奖，态度前后不一

对莫言获奖，中国政府表现兴奋，异乎寻常。官方媒体为此大赞诺贝尔文学奖：“不管承认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因其奖金丰厚、影响力大和权威而为世人看重。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符号，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价值”。并毫不掩饰地说：“我们需要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是慰藉，是证明，也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新起点的开始”。

对比之下，12年前，当流亡的中国异见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共官方媒体如此回应：“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

而两年前，中国民运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共暴跳如雷，其外交部发言人咒骂道：“由于刘晓波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制裁的罪犯，将奖项颁发给刘晓波违背了和平奖的宗旨，是对和平奖的亵渎，并将损害中挪关系。”随后，中共动用一个大国之力，对北欧小国挪威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和贸易报复。

再远一些，23年前，当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恼怒道：“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这是对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活动的公然支持，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我们表示极大遗憾和愤慨。”

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或和平奖，中共态度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表明，中共从自身价值观出发，以庸俗的实用主义，对待诺贝尔奖，只要不利于中共统治，则予以咒骂、报复，只要有利于中共统治，则予以吹捧、庆贺。

中共路数，步苏联后尘

中共的姿态和语境，完全重复了当年苏联的路数。1958年，苏联异见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当局辱骂道：“反动的资产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污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

但当1965年，苏共党员作家肖洛霍夫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时，苏联官方弹冠相庆，声称：“这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大事件。肖洛霍夫那有力的心灵已经照亮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获得了世界的公认。瑞典文学院终于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伟大的苏联作家的作品。瑞典文学院的这一崇高决定，提高了它的威信。”

1975年，苏联物理学家兼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苏共谴责他“把鼻子伸向不该去的地方”，是叛徒，是犹大，是“西方在苏联试验室中的老鼠”，是苏联“头号公敌”。

莫言获文学奖，却陷政治争议

再说今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立即陷入巨大争议，尤其在海内外中国人之间。许多人质疑莫言的官方背景和政治立场，是否合适的诺奖获得者？有人不赞成，说：这是文学奖，而非政治奖，不应该以政治标准来衡量、取舍。但中共当局，首先将莫言获奖政治化。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向莫言发去贺信，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一个文学奖，扯上了“综合国力”，那么，对那些曾经产生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国如哥伦比亚、秘鲁、尼日利亚等，又作何解？其实，李长春的意思，就是要将莫言获奖与中共念兹在兹的“中国模式”扯上关系。一党专政，权力经济，外加文化专制，在中共那里，就是“政治正确”。

莫言本人，未必愿意扯上这层关系，尤其在获得国际最高奖的此刻，但他的身份、背景，却又难以挣脱嫌疑：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加入中共解放军，还曾在中共官方喉舌《检查日报》供职。

批评者列举了莫言涉及政治的至少四桩丑闻：200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因为有中国独立作家在场，莫言随同中共官方作家代表团集体退席；2010年，莫言等一帮作家受薄熙来之邀，到重庆吃大餐，席间，莫言即兴写诗，大赞薄熙来和重庆模式：“唱红打黑声势隆……中流砥柱君子格……”2010年，系狱的中国异议人士、独立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面对电话询问，莫言冷漠回应：“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今年5月，莫言等百名中国作家，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每人获钱一千元。

获得诺奖之后的莫言，近日，为自己的政治身份和上述政治行为做了辩白。关于刘晓波，他改口说：“我对他后来的很多活动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现在希望他能够尽早地获得自由、尽早地能够健康地获得他的自由，然后，我觉得他完全可以研究他的政治，研究他的社会体制。”

尽管来得很晚，莫言的这段声明，无疑还是值得肯定。笔者希望莫言往前走，与自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同步。但也不得不指出，莫言的这番表白，也显出他一贯的“聪明”、“灵活”。两年前，他拒绝对刘晓波获奖表态，因为那时，风声紧，风险大；如今，莫言头顶诺贝尔奖的桂冠，安全系数大增，言行稍微出格一些，当局也不至于责难、更不至于加害；而且，他也清楚，从此之后，走向国际，绕不开刘晓波这个话题，与其迟表态，不如早表态。再说，中共“十八大”之后，刘晓波也大可能获得某种形式的“释放”。随着时间流逝，提刘晓波的风险日渐降低。

莫言快速高产，难保写作质量

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就照此说。关于莫言的文学成就，意见也是两极。赞赏者认为，莫言是中国知名作家，他获诺奖，代表中国作家的世界突围，是中国的荣誉；批评者认为，莫言作品，连篇故事，文字粗糙，意境浮浅，文学水平并不高。

那么，莫言的写作水准，究竟如何？有没有达到世界顶级高度？毋庸讳言，莫言是当代中国一名重要作家，具有相当影响力。莫言是高产作家，三十年间，共写出长篇11部，中篇30部，短篇80多部。

何谓文学？简言之，文字的学问，语言的艺术。莫言自云，写《生死疲劳》，55万字，不到两个月写完。速度快，产量高，写作质量不免大打折扣。翻开《生死疲劳》，读到的，是作者想象力的天马行空，忽而是对马尔克斯的模仿，忽而是对卡夫卡的复制，而文字的任意、粗劣和不讲究，更是令人咂舌。通篇都是说书似的“

掰乎”、流水账般的记叙。拣其代表性的一段：

“那时候我可谓少年得志。连年丰收，佃户交租踊跃，粮仓里大囤满小囤流。六畜兴旺，家养的黑骒马竟然下了双驹。这可是奇迹，传说中有，现实中少见。来我家看双驹的乡民络绎不绝，恭维的话不绝于耳。家里准备了茉莉花茶和绿炮台烟卷招待乡亲。村里的半大小子黄瞳偷了一包烟卷，被人拧着耳朵拖到我面前。”

这种说评书似的流畅，飞掠细节，印象笼统，敢称文学上品？莫言自夸，他最大的擅长，是编故事。但，善于编故事，未必意味着文学成就。文学原理之一：故事可以虚构，但细节务求真实，即符合生活常识。莫言作品，往往偏离常识。如在《丰乳肥臀》中对女人身体的描写，多处异想天开，严重悖离常识。

莫言作品：“地摊文学”，“火车文学”，“下半身文学”？

纵观莫言作品，从《红高粱家族》、《檀香刑》到《酒国》，从《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到《蛙》，其写作，基本停留在人物和事物的外在，言谈举止，景移物换，而几乎没有进入人物性格、心理和灵魂的深处。

书中的人物，脸谱千篇一律。男人们，大都是那种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刀砍人的“汉子”；女人们，大都是那种丰乳肥臀、能生善养、吃苦耐劳的“娘门儿”。书中的故事和氛围，大都是豪迈、狂放，狂欢、轰轰烈烈。与其说表现了中国的“

民族性”，不如说曲解了中国的“民族性”。莫言最近一部小说《蛙》，风格略有不同，多了些写实和沉重，但其意象的表面、文字的简单、表述的粗浅，更达到莫氏文字的极至。

不免想到鲁迅，《狂人日记》，《阿Q正传》，那里才有中国的民族性，贪生怕死、明哲保身、圆滑世故，笑脸冷肠……被鲁迅写得淋漓尽致。又想到钱钟书，那种幽默、深沉，以及书写中国人的贴切与严谨。鲁迅的深刻，钱钟书的渊博，沈从文的优美，张爱玲的精致……莫言都不具备。对比同代中国作家，论批评精神，莫言不及余华、李锐；论文字功夫，莫言不及严歌苓、陈染。语言上无创新，手法上无创意，意境上无创立，绝非“大手笔”。手捧莫言作品，实在难以感觉到“世界名著”的分量。

获诺奖后，莫言说：“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的。”事实的确如此。大凡知识分子，都不爱看莫言的书。至多也就是当下，忽闻莫言获诺奖，诧异之余，才突击上网浏览一阵。哪些人才看莫言的书？答曰：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知识有限的人。何以如此？大抵因为，莫言作品，仿如讲故事，犹如说评书，虽胡编乱造，天马行空，在“工农大众”或贩夫走卒眼里，却生猛有趣，色情、惊悚、变态，样样齐备；兼之文字粗疏，浅显易读，妇孺皆知，老少咸宜。无怪乎，莫言作品，一度被称为“地摊文学”、“火车文学”、“下半身文学”，供俗人粗人茶余饭后解闷而已。如果文学艺术仍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那么，莫言及其作品，应属下里巴人无疑。当代中国，并无大师级的大作家、大手笔实际上，莫言那种浅表的、外观式写作，贯穿于当代中国作家的主体。模仿，造作，虚假，乃至糜烂，主观任意，粗制滥造，急功近利，这是一个时代的文风，当代中国大半个世纪里大多数时候的浮躁文风。

笔者曾研读、排比当代中国作家作品，蓦然发现，就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的几十年里，这些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着墨的主题，依然是农村；甚至于，还主要瞄准抗战、民国、或者清末年间的农村。表现的，不仅是与现代的脱离，似乎还有《延安讲话》的后遗症：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或者，干脆说，文艺为农民兄弟服务（而且还是隔着年代，歪写农村、农民）。而这些主要作家的主要手法，也都是编故事、讲故事、摆龙门阵。滔滔不绝，喋喋不休，粗放而无精细，夸张而不真实。

莫言尚有自知之明，自喻：“世无英雄，竖子成名”。明知中国整体文学水平不高，他的突出，不过是矮中拔高。如果诺贝尔文学奖，如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象征世界文学的顶峰，那么，花落中国，不过就是拉高就低。获诺奖后，面对胡捧滥吹，莫言还算冷静，能够接受批评，他说：“我就觉得有一些对我艺术上的批评，比如我的语言泥沙俱下，我的小说立意不高，我的小说存在了很多地方的重复性，当然是对我的帮助，让我今后的创作提高，避免已经存在的缺陷。”

瑞典文学院授诺贝尔文学奖于中国作家，难免基于对汉语言的陌生，甚或出于对中国文学的误读。大中国，尽管人口众多，但因文化专制主义的长期肆虐，匮乏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要培植大师级的大作家、大作品，土壤不备，气候不具，尚须留待来日。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