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高烧多年的“国考”在今年依然火热，并且热度较之往年还有所加剧。不仅公务员考试高烧不退、热得让人感觉恐怖。而且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68.5%的受调查者择业时优先选择“党政机关公务员”。“官迷”迷什么？调查结果显示，一迷“灰色收入多”；二迷“权力效用大，能帮助解决家庭亲友的各种麻烦”，三迷“社会地位高”；四迷“待遇福利优”；五迷“工作稳定轻松”。

　　而与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等国家的“官不聊生”。我们可以从以下事件可以看出，在德国，做官何其“艰难”：

　　其一、德国最年轻总统武尔夫被迫辞职。理由是：从企业家朋友手中贷款50万欧元买房，利率为4%，低于当时银行的5%。并阻止刊发他私人房贷的报道……于是立马就被全国媒体炮轰，百姓上街示威令其辞职，打出的大幅标语是：蛀虫，敢掏我们的血汗钱，滚蛋！检察院就此取消其总统的刑事豁免权，被迫赶紧辞职走人。

　　其二：德国有一个经济部长的小舅子让他给企业写一封推荐信。官员给企业做推荐是可以的，但唯一错的是用经济部的信签纸来写，结果被媒体发现。媒体说你有两个嫌疑：第一，用经济部的信誉给小舅子做广告，显然是有谋私利的嫌疑；第二，经济部的一张信签纸是国家的，你自己在市场上买A4纸随便你写。这真的是不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不到几天，这个部长就当着全国人们的面，道了歉，然后夹着尾巴“被下岗”了。

　　其三：德国一个联邦银行行长到奥地利休假，那个老板一看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来了，赶紧拍马屁说，住在我这儿不要钱。后来被媒体报道出来结果是丢官。白住两个晚上就丢掉联邦银行行长的“官”！

　　其四：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一次跟企业家吃饭，之后立马有媒体质问，总理是不是用国家的钱请客吃饭，总理慌忙把单据拿出来贴在网上，说是自己出的钱。这样媒体才罢休。

　　不仅德国是“官不聊生”，在丹麦等国同样如此。媒体近期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时任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在2012年2月份出访秘鲁前，感觉腿不舒服，便独自前往离首相府较近的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看病。在这家著名医院里，没有VIP专属区，没有所谓高干病房，拉斯穆森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排队挂号，排队等待医生就诊，排队预约手术时间。医生并没有因为拉斯穆森是首相而提前安排手术，普通民众看到首相排队就医，也是既不惊奇，也不感叹，就像看到一个普通的熟人，或者是一个邻居。而拉斯穆森因为要出访，询问是否可以提前手术，却被医生拒绝了。被拒之后，拉斯穆森并无任何不满，而且还为自己的行为感觉到很羞愧。为了不耽误访问行程，拉斯穆森忍受着腿疾，坚持出国访问。回国后，在事先约定手术的那天，他又有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要参加，然而，这次，他不得不推却那个会议，而去医院就诊。不然，他将不得不再次预约，并等待近一年的排队就医时间！

　　可能有些国人觉得德国、丹麦等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理应“官不聊生”；也可能有些国人认为由于文化的差别，东方文化长期以来就是一种“官本位”文化，不可能像德国、丹麦那样对官员有着强有力的约束和制衡；也可能还有些国人以“中国特色”为中国的“官本位”做辩护。那么，我们再看看反映台湾“官不聊生”的几件事吧。

　　其一是，日前，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潘孟安等人报料台湾“新闻局局长”杨永明官舍七八月冷气费达到新台币两万一千四百四十元(合约人民币4764元)，但根据台湾电力公司统计去年七八月份台湾每户冷气费平均仅约新台币三千零四元(合约人民币668元)，杨永明官舍冷气费为一般用户七倍有余，因为官舍费用为全民买单，用人民税收支付，所以杨永明此行为马上招致台湾舆论围剿。“新闻局长”杨永明在第一时间语气强硬地回应称“绝无浪费”，并质疑是管线老旧导致用电量暴增，若未厘清原因就被报导浪费电，将影响他的声誉，并有寒蝉效应，使得更少人愿意当政务官，进而影响台湾的决策品质。此令人感觉硬坳的回应，各界挞伐声不断，称杨永明贵为“新闻局长”，乃政府政策的宣导人，马英九政府推行节能减碳不瑜力，新闻局长却在家里狂吹冷气。台湾媒体甚至将杨永明的电费转换成排碳量，需要种多少颗树才能清除这些吹冷气制造出来的二氧化碳。尖酸刻薄的台湾网友甚至表示：局长是在养企鹅吗？在强烈的舆论攻击下，就任新闻局长前身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的杨永明看民怨不可收拾，亲自招开记者会表明。跟台湾人民表示因个人行为引起如此大的风波感到抱歉。并且解释自己未入住官舍时电费已达新台币三千，可能是线路老旧造成电力浪费。又因为家中有一岁小孩，家门口又有捷运施工因此门窗紧闭，不得不开空调。因此才会造成如此昂贵的电费单，局长深感抱歉，并表达下次一定改进。

　　其二是：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近日接受采访时说，她当官是为台湾“尽一份心力”，而任内最大的抱负是为台湾建立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不受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她特别强调，她对权力没有兴趣。她形容在台湾当官是“官不聊生”，“权力没什么值得迷恋的”，并表示，身为部长所拥有的权力和以作家身份写作相比，实在“太小了”。

　　其三是，大陆著名的房地产商冯仑去了趟台湾，回来后，用了这样三句话来形容台湾社会：“党无宁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

　　为什么中国大陆会盛行“公务员热”和人们对于官职的迷恋和热追，而德国、台湾等地却是“官不聊生”呢？其实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着有效的权力制衡，是否把权力关进了笼子！

　　在当前的中国大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权力并未得到有效监督和制衡，更未把权力关进笼子。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中国的权力结构是失衡的。这种权力的失衡突出表现为：立法、司法的不独立，民众缺乏事实上的选举权和监督权，新闻媒体的不自由，其他党派力量的弱小，党内和政府内监督、检查、制约的虚置化……于是，政府及代表政府的官员手上事实上拥有近乎于垄断的权力。权力失衡就会演生出巨额的权力租金，而且，权力失衡又为这种权力租金的变现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空间，使得政府官员在行驶其权力时，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手上的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资源支配权、行政审批权等权力，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输送（如：进行奢侈的在职消费、安排自己的子女或其他亲属进入高工资高福利的部门工作、为亲人就学就医提高便利、获取高额的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收入等等），从而将权力租金转化为巨额的经济收入或其他利益。

　　相对中国大陆而言，德国、台湾等地，却有着较完善的权力制衡体系，能较有效地将权力关进笼子，使权力的行使只能为公办事，而不能用权力来牟取私利。比如说，在财政经费使用上，由于权力制衡，德国的国家财政支出没有任何可以由个人操作以牟取私利的空间。因为财政首先要有预算，年底有决算，少了一分钱就要小心你的乌纱帽。知道谁来监督政府吗？第一大监督是议会，这一关太难躲，反对党眼睛睁得大大的，若政府多花一分钱你就等着倒霉。第二，媒体天天盯着。第三是司法监督，没有政法委，不管多大的官，到了法院该判就判，这是独立的司法。第四是德国独具特色的审计署。审计署官员精确到某个票据，换句话说几十欧元、几百欧元的钱都要说出来干什么了。所以德国在方方面面把漏洞给补上，补上之后官员真的是官不聊生了，确实是找不到任何借口往口袋里揣点钱。台湾也如此，香港也如此！每一元财政的支出都会受到来自议会、媒体、独立的审计署和普通民众的严格审查。而不像中国大陆那样，财政的使用基本上是不公开，更不透明的，有着巨大的供个人谋私利的空间。

　　持续多年的“公务员热”其实并不是好事，它反映了中国大陆已得了一种严重的病：权力病！这种病不仅扭曲了人性，也扭曲了中国的激励机制，使人们将才能和创造力配置于非生产性的再分配领域（注：政府是非生产性部门），而不是生产性领域；而且，更严重的是，它会由于腐败盛行而透支中国的未来，导致中国丧失公平正义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大陆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构建起一个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削减和约束权力租金以及权力租金得以生成和发展的土壤，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唯有此，中国才能拥有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明天。

　　唐志军为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