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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温家宝访问欧洲，表达任内两大遗憾：尽管他本人一再努力，但十年任内，未能说服欧盟取消对中国的武器销售禁令；同时，未能让欧盟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温表达的这两大遗憾，对应两件事：其一，“六四”未能翻案，中国一直受制于一党专政，因而无法摆脱国际孤立处境；其二，拒绝政治改革的结果，连经济改革也半途而废。中国非但没有过渡到市场经济，却滑入权力经济、权贵经济。一党专政和权力经济的结合，就是所谓“中国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逐渐走入死胡同。
且不说这一模式的诸多弊端，单说经济衰退，中国和美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美国经济衰退，是周期性的，是经济扩张之后的必然收缩，但其基本经济面依然完好，市场机制健全，政府定期更换，更换处方，交替使力，构成重建的可能，国家始终富有能量与活力。
中国经济，一旦减速，一旦衰退，便是致命创伤。制度缺陷无法克服，权力格局无法打破，大政方针难以转向。单纯依靠投资，投资再多，也只不过是贪官污吏的囊中之物，无助于解决公众问题，无法调节社会危机。换言之，这种对内垄断、对外依赖（外资与出口）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随时可能猝死。
洞见中国未来走向，必得客观评估中国当前状况。人们从不尽相同的角度解析中国，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笔者认为，几十年来，尤其最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一步步陷入政治僵局。
中国陷入政治僵局
民间与政府对抗形成的僵局。民众抗争不息，一波接一波，广东乌坎稍停，广东海门举旗，四川什邡潮退，江苏启东浪起……抗争者越来越生猛，尤其当90后上阵后，初生牛犊不畏虎，后生可畏。如江苏启东环保抗争中，市长办公室被抄，翻出避孕套，市长被强行套上环保衣，市委书记被扒光上衣……而在政府一方，却未必如从前那般，只会展示残暴，疏导与安抚，也开始成为一个选项；如果不是面对藏人、维吾尔人，军警一般不会开枪（可视为民族歧视）。
然而，民间与官府，谁也吃不掉谁；民间抗争升级，当局维稳费飙升。民间抗争不断，却无从推倒政府；政府镇压不休，也无法再让民间鸦雀无声。互联网上，更是骂声、讥讽声一片；筑墙与翻墙、封锁与反封锁，较量须臾不止。今年7月，北京暴雨成灾，九常委无一人出面救灾或慰民，其实，九常委中，如果有人出面，民间骂声也不增不减，如果没人出面，政府也不会倒台。这一情节，恰恰是对当前中国政治僵局的最好写照。
党内派系斗争所形成的僵局。随着最高领导人威权的跌落，党内各派系之间、各系统之间、甚至新人与老人之间，都呈现“拉平”现象，即，权威的拉平，权力的拉平，地位的拉平。比如，九常委制，被称为“九总统制”，各常委权力平均，常委会做决策，一人一票；各自负责一大系统，各自为政，以至于，互相不服气、不买账、不听命。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如此评判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毛那种说法，是出于权力斗争；如今的中共高层各系统之间，才真正出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态势，强调“民主集中制”的中共，呈现既无民主、也无集中的尴尬状态，与美国政治正好相反。
围绕薄熙来案所展开的拉锯战，结果如此难产，表明党内共识难产，党内挺薄派与倒薄派、左派与右派、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势均力敌，互不相让，寸土必争，很难以出任何派系可能占上风。
中国与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对抗所形成的僵局。美国重返亚洲，联合亚洲国家，再度成功围堵中共；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岛屿之争，愈演愈烈，却并未摊牌；中共继续与国际主流社会相对立，处于意识形态上的孤立。所有这些，都呈现国际大环境下的中国僵局。
僵局的成因：当权者拒绝政改
僵局何以形成？国内僵局，即民间与官府的相持不下，在于当局拒绝政改，因为，政改的要义，是逐步限制政府权力，而逐步扩大民众权利。党内僵局，即各派系的对峙，在于威权人物消失，同时又未能及时建立与之匹配的民主机制，同样在于政改的缺位。国际僵局，在于中国政府继续排斥普世价值，因而与日新月异的文明化世界脱节，从意识形态的孤立演进到地缘政治的孤立，也突显改革梗塞的外在反馈
。
如何打破僵局，而不是提前空谈“转型”，才是摆在中国从当权者到反对派面前的务实课题。从民间来看，无法想像奇迹的出现，只能说，各阶层的努力，或者合力，都会促使中国朝向破局的方向发展。诸如，数亿网友在网络上的信息和言论突围；维权律师对法制中国的艰难营造；异议人士在舆论上的坚韧耕耘和引领；宗教人士对社会信仰的重建或催生。
习近平意下如何？
笔者想探询的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作为新君的习近平，意下如何？习及其团队，能否打破僵局并开创新局？提出如下观察之前，笔者务必说明：我本人，对习近平或中共高层任何人物，没有期望，更不抱幻想。仅做客观分析。
一个观察点，是今年八月底、九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题为《胡温的政治遗产》的系列文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总结胡温十年的成绩，实为必要的客套；中篇列举胡温十年的问题，道出“问题比成绩还多”；下篇提出换届后新领导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该文罗列胡温时代十大问题，突出三条：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服人的主流价值观；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和具体思路，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与还权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距离。
这几点归纳，与民间公共知识分子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而最后一个问题，被作者列为最关键问题，指出：“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最后都可归结于政改的问题，系于政改的深度。”并以恳切的口气道：“所以，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现实正是如此，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积累和社会矛盾积累，已经走到一个拐点：一个需要彻底改革政治制度的转折点。
考虑到习近平是中央党校校长，《学习时报》是该校机关刊物，作者、即该报副编审邓聿文，是习近平智囊，这组系列文章的出台，必定得到习近平本人的首肯。有人或许疑问：十八大还没有召开，领导人还没有换届，备位领导人的属下，就开始评说现任领导人，不符合中南海政治伦理，不智，甚至可能惹祸上身。这种看法，出于对中南海政治生态变迁缺乏敏锐感和洞察力。
当今中南海，权威人物消失，号称“集体领导”，不仅九常委并立，互不相让，而且，世代交替，新人面对老人，也不再是那种小心翼翼、服服帖帖的姿态。习近平拒绝接受前任“大内总管”（令计划）留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大胆玩“失踪”，也是对元老干政的无声抗议。所属中央党校机关刊物公开评说胡温十年，不仅显示胡锦涛提前跛脚，而且预示，老人政治的空间正在缩小。
习近平如政改，可能仿效缅甸模式
近期有个别海外中文媒体危言耸听：如果习近平启动政改，会“牺牲个人、家庭、乃至身家性命”，理由是，权贵阶层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将虎视眈眈，准备随时阻拦、扼杀习的任何政改意图。其实，以当今之势，权贵集团的阻拦，未必能如愿。且不说，权贵集团，如今并非都掌握到关键的政治权力，比如李鹏家族，早已大权旁落，何况，中央最高权力在专制体制内有不容挑战的威严，再说，各权贵集团之间，因为利益的纷争和冲突，早已四分五裂，未必能拧成一股绳，来抗衡中央最高权力。
习近平被推上王储位置，原本作为各利益集团的最大公约数，平衡各派利益。由此，习近平的政改，也可能走一条稳妥的“中间道路”，既可以推行政改，又不必冒犯权贵集团，至少在政改的初期如此。或者，不触动那些惹不起的权贵集团，而触动那些惹得起的权贵集团。
《学习时报》那组文章，不仅大方论述政改，而且明确为习近平勾勒出政改时间表。指出，习上任后，如果立即推行政改，恐太急，因为，首先需要稳定经济，并“需要一个过渡期来摆平各种关系和牵制”，避免“引起前任势力的反弹”；但如果等到第二任期、即5年后再推行政改，则太迟，因为，“在目前社会矛盾非常大，民众对政改充满期待的情况下，公众未必有五年的耐心来等待。”因而明确建议：“从策略上考虑，继任者两年后开启政改的步伐，是最稳妥的做法。”
该文的表述，已然暗示，习近平的政改，不必触动前任既得利益，实际就是缅甸模式。在缅甸，吴登盛出任总统后，不动声色地展开了有序政改。而吴登盛的政改，显然是在得到了手握实权的军头如丹瑞等人的同意或默许之后，同时，吴登盛的政改，也并未损及丹瑞等军头的既得利益。由当局主导、自上而下的缅甸政改，得到了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反对派的善意回应与合作，双方摒弃前嫌，共建民主缅甸，这是缅甸之路、缅甸之福。
薄熙来覆灭，重创毛左派和守旧派，这本身，就是为可能的政改铺路。这是变革的前兆。纵观历史，新君开基，往往拿守旧派人物开刀问斩，为新政祭旗。习近平推行政改，正好拿薄熙来祭旗。
习近平政改，到底是什么？能够走多远？笔者不得而知，但应该说，习的政改，不见得还是胡锦涛时代那种偷换概念、已经无法蒙混下去的所谓“党内民主”。今年9月21日，“神隐”两周后复出的习近平，到南宁会见缅甸总统吴登盛，表示愿意同缅甸“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诚如笔者从前多次预言，如果习近平搞政改，可能仿效缅甸模式。
（在“胡赵精神”研讨会上的演讲，2012年10月5日，于纽约长岛。）
http://www.boxun.com/news/gb/intl/2012/10/201210280010.shtml#.UJa9E4XS6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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