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开始掌权，中国的官和民都想试探这位新登基的“皇上”，看他会吃哪一套？看他底线在哪里？十年前，胡锦涛刚上台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

当年胡锦涛的选择是，一面到西柏坡做秀，表示坚持中共艰苦奋斗传统，一面却发动皆大欢喜的“保鲜运动”，于是全国官僚很快就明白：新天子不会与我们为难。当然也有倒霉的例外，一个是北京的孟学农，若不是“非典”，他今天也很可能混个常委。另一个就是上海的陈良宇，他的问题是仗著黄菊撑腰，太没把胡锦涛放在眼里了。

这一次，习近平的选择要困难多了，因为如今官民之间矛盾之尖锐，已非当年可比。官僚们对此也很清楚，绝对没有人敢学陈良宇，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高官会丢乌纱帽。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的劣行早已留下把柄，一旦被人在网上捅出来，难有人敢像过去那样出来庇护。此次重庆丢官的雷政富，就是一例。但习近平的麻烦就在于，像雷政富这号贪官，中国遍地都是。习近平如果继续鼓励知情人们继续对大大小小的雷政富们在网上曝料，很快就会出现无法收拾的局面。因此，那个此番在网上曝料的警察，此时很可能正在受到巨大压力。他把雷政富拉下了马，搞不好自己也要丢掉公务员的铁饭碗。

本周的应外一个新闻事件，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夹在官民尖锐对立之中习近平所面对的困局。这个新闻事件就是贵州毕节五个儿童中毒而死的惨剧，五人中有四个是留守儿童。中国的留守儿童，有人估计高达五千多万。这五个孩子的悲惨遭遇，如同雷政富的丑行一样，在今日中国绝不是什么特例，而是不经意就可以看到的现像。胡锦涛没下台的时候，这类惨剧不易如此高调曝光，一方面是由于当局对新闻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知道胡锦涛的态度，捅出来也没用，反而会给自己惹祸。

此次把这个惨剧曝光之于公众的，是当地的一个异议作家李元龙。惨剧曝光后，七个官员立即受到惩处，而李元龙本人则“被旅游”。有传言说他可能面临被暗杀的危险。这个例子说明，在官民极端对立情况下，面对新皇帝上台，地方官员的神经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让我颇感惊讶的是，贵州政府在最初的惊恐之后，终于作出了一个有点智慧的反应，决定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每年拿出六千万元来改善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地方政府的这个反应，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对新主子的恐惧，也说明政府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事，也不是没有钱做好事，但没有被逼到墙角，就不会去做好事。

但由此带来的麻烦就是，是否需要鼓励更多的李元龙们来揭短曝光，逼政府做好事呢？而且，用这种办法，真的能够让政府做好事吗？就拿这个每年六千万的基金来说，谁能够保证这个基金不会成为一些官僚自肥的一个新机会呢？

这两个新闻事件表明，习近平刚上台，我们就马上听到胡锦涛击鼓传花送来的炸弹的定时装置发出的声音。面对这种高度爆炸性的官民对立，习近平能有什么选择？他会作出什么选择？

从严治官是短期内习近平无法避免的选择，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但这两个新闻事件也告诉我们，胡锦涛留下来的贪官遍地、民怨沸腾的困局，靠从严治官其实是走不出去的。一方面是官员内部的改革力量非常有限，因为大家都被拉下了水，另一方面，胡锦涛早就把李元龙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打成敌对势力，使得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很难和社会上的改革力量合作。

这种情况和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局面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共内部有很大一股势力被极左势力打翻在地上，使得这个势力与社会上的受压者天然地联合在一起。一旦华国锋把四人帮搞掉，中共内部和外部的变革力量很快就成了气候。

我们现在看不出来，习近平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找到一条出路。但这个困局是不可能拖很长时间的。可以预料，如果习近平没有能力主动地打破这个困局，那么内外危机的发展就会像水位不断升高的堰塞湖一样，自己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