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经历了文革“思想禁锢”後“思想解放”的年代，也被称作“新启蒙时代”。胡耀邦是“思想解放”的统帅，而李洪林则是“新启蒙运动”的旗手。“新启蒙时代”发端于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也与北京创办《读书》杂志分不开。三联书店董秀玉请李洪林为新创办的《读书》杂志写稿，这就是创刊号的首篇文章《读书无禁区》。

《读书无禁区》实际上是要求“出版无禁区”，中国的新闻缺乏自由，但出版事业相对宽松。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中国的自由化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是中国相对宽松的十年。这十年随着胡耀邦、赵紫阳的倒台而结束了，中国进入了专制的、老式资本主义时代。当很多人一觉醒来时，发现中国回复到了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这种“觉醒”，在中国还没有明显出现这种大转变时，就被敏锐的思想家察觉到了，其中就有李洪林。李洪林早在一九四六年参加共产党，到“六四”被捕时，为共产党奋斗了四十三年。在被捕囚禁期间，李洪林写了一首诗：

钟情不悔衣带缓，

忧国竟陷罗网深。

四十三年成一梦，

劫後空余百创身。

李洪林二十岁参加共产党，因做“地下工作”，国民党要抓他，但没有抓到。加入共产党後终于被抓到了，李洪林说，“但抓我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

李洪林与毛泽东、邓小平都有接触。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是“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人。一九六二年，李洪林参加了田家英率领的一个去湖南的调查组，调查前，毛泽东在武汉与他们作了一次谈话。王任重、谢富治在场。毛泽东谈话天马行空，无所顾忌。当时毛泽东谈到赫鲁晓夫时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农民，说赫鲁晓夫很坏，一个人说：“不要紧，马克思能管住他。”有人说马克思早死了，大家说，“糟了！”另一个人说：“不要怕！还有列宁能管住他。”可是又听说列宁也死了，大家又说“糟了！”第三个人说：“不要紧，斯大林能管住他！”这时有个人说：“斯大林也死了。”於是大家说：“这一下可真糟了！没有人能管他了！”毛泽东有声有色、无拘无束的谈话引得大家开怀大笑。李洪林认为，毛泽东言下之意，是他毛泽东能管得住赫鲁晓夫。

斯大林死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开始了“非斯大林化”运动。毛泽东死後，中国也发生了一场“非毛化”运动，李洪林就是这场“非毛化”运动的大将。

一九七八年春，李洪林在《科学和迷信》一文中，提出要“反对现代迷信”。他说，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有错误，只有实践才能检验一个人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胡耀邦很欣赏这篇文章，《中国青年》杂志在征得李洪林同意後，以“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全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後，《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李洪林这篇“反对现代迷信”的文章。

一九七九年初，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的第一件大事是主持召开了“理论务虚会”。李洪林参加了会议筹备工作，并从历史博物馆调入中宣部工作，担任理论局副局长。在理论务虚会期间，胡耀邦领着他和吴江到邓小平家听邓小平指示。在“理论务虚会”上，李洪林就“领袖和人民”的关系作了一个发言，他提出“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李洪林发言把“理论务虚会”的自由空气推向了高峰。

会议《简报》完全按照会上的发言记录刊登前一天会议发言，不作删改，分发到全国各省市宣传系统。当刊登李洪林这一发言的《简报》传到辽宁的时候，辽宁省委正在任仲夷主持下讨论张志新是否平反的问题。张志新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革”期间，因批评毛泽东，判处死刑。在枪决前，怕她发声，她的喉管被切断了。在讨论张志新能否平反时，主张平反的人用务虚会的《简报》作根据说，“李洪林的发言，比张志新厉害多了。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那么，李洪林就该枪毙。” 其后，在这期《简报》影响下，张志新终于获得了平反。

理论务虚会是“文革”後的一次大规模的“批毛化”会议，但邓小平与赫鲁晓夫不同，坚决地制止了“非毛化”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后期作了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一个多月的理论务虚会在三天後就草草收场。

胡耀邦当中宣部长时间不到一年半，由王任重接替。一九八二年四月，邓力群又接替王任重担任中宣部长。胡耀邦把李洪林请进中宣部，而邓力群则把李洪林赶出中宣部，而且在赶出李洪林前，把李洪林免职挂了起来，使李洪林受尽他有意安排的“奚落”。在邓力群任中宣部长前几个月，中宣部收到一份上海市座谈会对“反自由化”不满的“情况反映”。邓力群要知道座谈会上发表“不满”意见的具体人名。故意指派李洪林去索取上海座谈会“原始记录”，负责上海座谈会的人拒绝交出发言人名单，邓力群命令李洪林直接找上海市委宣传部要会议名单。李洪林当面表示，这样做不好。邓力群仍然坚持李洪林去要名单，由于李洪林不服从邓力群指令，李洪林正式提出辞职。

但邓力群对李洪林辞职不理不睬，又设法抹掉了李洪林“十二大代表”。李洪林再次提出调离中宣部，邓力群不答应，要李洪林下去“调查”半年再说。“调查”回来後，又要求李洪林参加中宣部“整党”。李洪林因为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等文章，邓力群就把李洪林列为“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是制造思想混乱”、散布“精神污染”的代表人物，作为中宣部“整党”的重点对象，中宣部为此召开了五次全体大会，对李洪林进行重点批判，李洪林则寸步不让、寸土必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结果，李洪林没有在“整党”被整倒。一九八四年，李洪林调离中宣部，后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

在李洪林被邓力群整期间，中国报刊不刊登他的文章，他编好的《理论风云》一书无处出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洪林与《读书》杂志主编、三联书店副总编辑董秀玉谈起他被天津一家出版社退稿的书稿一事。董秀玉与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两人一同登门拜访李洪林，表示三联书店愿意出版李洪林的书。三个月後，《理论风云》就出版了。陈云不喜欢李洪林，看到这本书後说，《理论风云》“没有理论，只有风云”。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时期，李洪林因为参加了一次《光明日报》座谈会、参加了几次签名、到广场呼吁学生停止绝食，在“六四”後遭到了三百多天的非法囚禁。李洪林被释放後，他写了一部《中国思想运动史》，内地不能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这本书。

李洪林爱憎分明、性格倔强。他在五七干校是拖拉机手，到美国学会开汽车。有一次，他驾车与我从纽约布鲁克林去法拉盛，别人违反交通规则在他边上超车，他绝不退让，七十多岁竟与对方拼“超车”，有惊无险。正是“性格决定命运”，他本来有望成为胡耀邦时代的中宣部长，他的理想主义、正义感和倔强性格，使他无法在专制制度下登上权力的高峰。

李洪林一生从事“理论工作”，他现在年近九十，他在《天涯三忆》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君，专制独裁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出卖灵魂，青云直上；忧国忧民，坎坷终身！李洪林一生的结论是：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民主和社会主义不兼容。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恰恰是因为放弃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除了用宪政民主取代一党专政，别无出路。

理论界里摔爬滚打四十三载的李洪林随着风云变幻，命运跌宕起伏，饱经沧桑，屹立不倒，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始终默默支撑他的母亲和妻子张茂英。一九五七年，李洪林和前妻分手，独自带着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还是襁褓中的婴儿。陪伴他的母亲给予孙儿孙女无微不至的关爱，呵护他们成长。一九六六年，李洪林和张茂英共结连理。做为妻子，张茂英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母亲的责任，养育非亲生的四个孩子、照应年迈的公婆。在“文革”中，她敢冒“革命”之大不韪，严词拒绝“革命群众”勒令卧病在床的李洪林去参加批判他的会议，还用大扫帚把墙上贴满批判李洪林的大字报扫得稀烂。在跟随丈夫下放农村的艰辛日子里，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照顾家人饮食起居。张茂英不善言辞、朴实和善，但敢作敢当、刚毅率性，正是她始终不渝地默默奉献，才令“劫後空余百创身”的李洪林在人生低潮中渡过一个一个难关，巍然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