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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平
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
蔓延中国的，是全民的腐败，或用孙立平的话，社会溃败。政府腐败的根源是人民的腐败；暴政的基础是人民愚昧。好友芦笛曾说，共产党前30年教人残酷，后30年教人贪婪。此言不虚。50-60-70后是喝狼奶长大的，擅长阶级斗争；80-90-00后是喝地沟油长大的，习惯坑矇拐骗。在今天的中国，腐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大众文化。
社会上已经没有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美国有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於恐惧和匮乏。中国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除去政治因素，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与美国四大自由相比，中国的十大自由显然更符合人性，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它是大多数中国人信奉的真正的普世价值。
人性是複杂的。专制制度下形成的专制人格更是如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这是文明社会正常人的反应。在毛泽东的中国和今天的北韩，我们看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歌唱；压迫越深，歌声越嘹亮。我们从小被教导：向往自由的人是杀不完的；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站起来。六-四的现实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躲起来。当镇反处死几十万人，反右迫害几百万人，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文革株连上亿人的时候，中国人没有反抗。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信念。在信念崩溃的今天，不顾政治生态、人权状况、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现实，人们起来反抗、斗争、维权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由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反抗过。一切都颠倒了，王朝的气数好像又走到了尽头。
三民主义：顺民，刁民，暴民
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我们是刁民；动乱革命时，我们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以外，我们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中国人从未做过公民，更没有公民社会。细读历史，我们看到导致幸亥革命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并不是公民维权，而是一场典型的刁民运动；它是一群贪婪的乡绅对一个垂死政府的无耻敲诈。王朝初年都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就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林语堂形容中国人是朝儒，野道，临死信佛，兼三重角色於一身。毛泽东以后，中国已无顺民。有的只是公民面貌出现的刁民和潜在的暴民，他们也是目前国内维权运动和海外民运的主力。刁民一词在此并非完全贬义，它只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准确地说，刁民是专制制度下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刁民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则为暴民。遗憾的是，中国人努力了三千年，经历几十次改朝换代，始终没有迈出这向上的一步。
升米恩，斗米仇：财富的诱惑
改革最大的难题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而是弱势团体的膨胀。对一个乞丐持续施恩，他第一反应是感恩，续而是抱怨，最后则会反目。这就是古训“升米恩，斗米仇”的道理。对一个行将饿毙的人，你给他一升米救命，从此不再往来，他会感激你一辈子。你若再给他一斗米，则会启发他的阶级觉悟，想到你仓库里还有许多担 米，并坚信——如果他读过马克思——它们都是剥削来的。於是革命发生，剥夺者被剥夺。
这就是中共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觉悟了的人民的欲望是无限的，他们朝着发财的路上迅跑，不喜欢看到别人——尤其是他们的公仆——比他们更光荣。（BBC记 者曾指出两会代表的平均身价远高於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是一个富人俱乐部。两会发言人辩解：邓小平讲致富光荣。记者反诘：那是不是也太光荣了一些呢？）
从薄 熙来事件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共政治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俱乐部。委员们本身可能清廉，但他们的家族成员却无不生活在腐败之中。这是一种像空气一样 瀰漫的制度性的腐败，没有人可以抗拒。笔者不幸认识几位红二代子弟，知道他们的财产来的是多么的不可抗拒。罗素说：“我之所以有道德，只是因为还没有受到 足够大的诱惑。”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国家。我不去中国，因为我知道自己经不住那样的诱惑。
先共和，再共产，最后共管
共产党最怕的，是共产主义。此话听似荒唐，却是事实。在完成人民公仆向亿万富翁的转变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两方面的挑战：均贫富的传统和共产主义的正统。公仆小保姆搞改革，把自己变成了胖主妇，於情於理的确有亏。但考虑到改革一开始就是在小保姆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样的结果又并非不可思议。可以确定的是，此时此刻的胖主妇的确是不想折腾了；她真诚地希望和谐社会。问 题在於，你不想折腾，别人未必不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既然你抗了一面以均贫富为宗旨的共产主义大旗，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杜牧总结亡秦教训：“灭六国者，非秦也，乃六国也；诛秦者，非天下也，乃秦也。” 汤恩比研究文明兴衰得出结论：那些使一个文明兴起的原则/主义，往往就是使它灭亡的原则/主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共产党是靠共产主义起家的。它能逃过被共产的宿命吗？
1924年，民国政治家郑孝胥提出三共论，先共和，再共产，最后共管；预言共和灭大清，共产灭共和，最后归於共管。多年以后，我的三位朋友，王力雄，李劼和芦笛分别写了三本政治预言小说，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国在核战争中崩溃，被国际社会共管。拒我所知，他们在写书时互不认识，也没有读过三共论。（党内民主是中国的出路，共产党的退路》连载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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