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2，不由得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倘若王立军没有想到出走成都美领馆，或者事败于谋划不周，2012年尾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可以想像，薄熙来此时已入常的可能性非常之大，甚至有可能分习近平的权，任国家主席。薄熙来2月2号在重庆的讲话表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也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重庆模式很可能会变得更激进，从社会改革扩展到政治改革，搞乡镇直选。但根据现在揭露出来的真相来看，这些所谓“改革”将会制造更多冤案，会把更多人拉下水，让他们上薄熙来的贼船，走上利用国家暴力黑吃黑，黑打黑的邪道。因此，薄熙来若有机会推动重庆模式向全国扩展，将不仅会导致权贵阶层的大分裂和严重对抗，也会造成社会中下层的分裂和对抗。

由此造成的混乱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完全无法推测，但薄熙来的失败则属必然。因为我们看到，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其实靠的并不是毛左的蛊惑力，而是利用人的贪婪和恐惧。重庆模式的真相告诉我们，在社会溃败的中国，这一套确实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可能持久。王力军的反水就说明，这种害人的游戏玩得越大，伤到自己的危险也越大。王力军出逃还告诉我们，在一个空前开放的中国，搞法西斯主义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人们多了一个外逃的选择。

基于这种分析，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历史的可能，那就是王力军出逃有可能帮助中共逃过一场生死之劫。否则，薄熙来入常有可能造成中共完全失控的局面。这样一来，就提出了第二个问题，2012薄熙来的陨落以及重庆模式的夭折，对中国未来的演变意味著什么？会不会反而有利于中共的权贵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不易颠覆的奴役秩序？

由于习近平较快地稳固权力，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我的理由有这样几个：

首先，由于中央大权较快和较平稳地集中于习近平，他的个人品性和领导风格，增强了中国政治的稳定性。习近平个人不贪财色，他的执政理念是“不折腾”，这与薄熙来的品性和领导风格正好相反。薄熙来既贪财又好色，目中无人，好大喜功，很容易犯致命的错误，也很容易引起地方大员的反感和不服从。习近平则比较稳健，沉得住气，这让他能够比较有效地约束地方大员，阻止他们各行其是。

这当然不意味著习近平本人一定不改革，或者不想改革。关键的问题是，习近平改革的动力来自何处？改革的思路又来自何处？

对于执掌中国最高权力的领导人来说，改革的动力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像毛泽东那样，要扬名立万，实现自己的历史抱负。另一个就是为了巩固政权，稳住个人权力。习近平显然不是毛泽东那样的人，因此，他不会为了一个理念去主动改革。习近平改革的动力，将主要取决于国内和国外存在什么样的危机会威胁到中共政权和他个人权力的稳定。

在国内方面，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确实对中共政权的稳定构成很大威胁，但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权贵阶层，双方都没有必要选择政治摊牌。中共政权已经盘根错节地和权贵资本纠结在一起，习近平若真向权贵资本主义开战就是向自己开战。因此，习近平很可能会选择向权贵阶层施压，让他们吐出一些利益，这样并不会招致权贵阶层的拼死反抗，因为权贵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外逃。自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国际经济形势，尤其是美元弱，人民币强的形势非常有利中国资本外逃。

在这种政治和经济形势下，中产阶级对中共的反抗很无力，也难以得到农民支持，因此不能对中共政权构成直接威胁。那么，这是否意味著习近平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当然不是。事实上，中国最深刻的危机来自这一事实：缺乏互信和互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高风险社会。薄熙来的垮台与他想利用这个危机有直接关系。薄虽然失败了，但社会危机还在发展，而中共的智囊们并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危机。因此，习李执政面对的最大威胁是重大政策失误导致灾难性后果。李克强押宝的城市化，就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社会和政治危机爆发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