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斌 2012年12月28日

2012年3月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在提及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一事时，中国总理温家宝主动将话题引向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提到了中共对文革进行了全面否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最后一个问答中，他更明确地提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而在他这番强硬表态的第二天，薄熙来便被解除了重庆领导职务。

在彼时，能将薄熙来治下的重庆与文化大革命相关联在一起的，从外界来看，更多是“唱红”等一套底层动员的作法以及意识形态的操弄。这些都是所谓“重庆模式”外在的策略和取向。至于其内在运行机制，则一直仅仅存在于坊间巷谈之中。也曾有言论认为，所谓“重庆模式”不过是薄为了博上位的政治运作，身为政客，加之其家庭在文革间的遭遇，其本人未必对文革真心诚意。

但如今，《南都周刊》、《南方周末》等中国媒体关于王立军的报道揭开了重重黑幕的一角，勾勒出“重庆模式”的内部轮廓，也为还原薄熙来的重庆补上了关键的一块——无论是外在的具体政策，还是内部的运作手法，“重庆模式”都是薄王二人对毛泽东文革政治的认真挖掘和继承。温家宝将之与文革相关联，倒也贴切。

从运行机制来看，文革是一场恐怖政治，而这种政治之所以恐怖就在于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生杀予夺皆出于“朕躬”。而领袖的意志又往往飘忽不定，让你无法预判，想守规矩都不知所措。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扬勇的《苦撑危局》中记录了周恩来在1966年的一句话，“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正是这种无奈的写照。这种政治文化造就的生物链中，除了最顶端以外，所有人都活得心惊肉跳。文革中，薄熙来之母便是在红卫兵的揪斗中惨死。在《南都周刊》的报道中，升斗小民，如因在天涯论坛转发重庆打黑漫画《保护伞》而被劳教两年的彭洪、因2011年在微博转发上百条所谓“负面信息”被劳教两年（后撤销）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等，自然如蚁蠖；即使那些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们，如重庆希尔顿老板彭治民，本身就是局中人的权贵们，如经营重庆几十年、黑白通吃的文强，也都被轻易解决。据《南都周刊》报道，王立军曾说：“如果不听招呼，3000块钱我也能逮捕他，如果能听话，二三十万咱们也能过去，还能提拔他。”这不过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蛮霸逻辑的现代演义。

然而，这种恐怖政治的吊诡之处在于，生物链顶端往往狭窄到只能容纳一个权威，其余任何人都只能是绝对的工具。摆不对位置，就会引火自焚。林副主席不甘于只当“枪”，最后只能客死他乡。王副市长忍不了一个巴掌，最后选择了神风特攻队般的玉碎。

文革政治运行的另一个关键是理论。理论大旗能够凝聚人心。揪出那些牛鬼蛇神，捍卫革命和伟大领袖，这对于当年的围观民众来说，确实能够热血沸腾，斗志昂扬。而在一个自古就是蛇龙混杂的渡口城市，祭出“打黑”自然能够博得弱势民众的欢迎。而理论大旗的另一个好处在于简化一切麻烦，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便可以轻松斗倒批臭任何人。文革中绝大多数政治犯，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北大学生林昭，差不多都带着一样的“帽子”。“打黑”亦然，但凡被扣上了“帽子”，便好比犯了“原罪”，根本不需废话，只要专政就好。

不过要举理论大旗，不能只靠蛮力气，还要有笔杆子，论证你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智商优越性便变得极其重要。毛主席虽然认为“四个伟大”非常“讨嫌”，但是“伟大导师”是可以留着的，而且文革中政治运动往往都从笔伐开始。王立军也竭尽全力摆脱当年在东北手持冲锋枪勇擒小贼的形象，不断获取各个大学机构的加持。而“打黑唱红”更是被不断升华。无论所谓“理论”多么显而易见的荒唐，都并不妨碍一群群鼓吹手们前赴后继。文革中有“梁效”、“罗鼎思”、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等，而现时的重庆不也上演了从喜剧大师到大德硕儒们频频参拜，如过江之鲫的盛况吗？如今在网上仍不难找到著名学者、知名博主们对重庆模式的认真论证和礼赞。

更为相似的是，纠错机制都毫无作用。文革狂飙突进整整十年，若不是伟大领袖西去，怎么有结束的可能？同样，如果没有王立军戏剧性的“叛逃”，没有薄熙来在王案之后的误算和昏招，更若没有彼时权力安排的需要，“重庆模式”会因其自身的荒谬而结束或被结束吗？薄熙来若不是在3月戏剧性地下课，而是坐在了11月的十八大主席台上，那时候还能仅仅说是“重庆模式”吗？文革在当今中国几乎就只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但文革的变种仍然在21世纪生生重现，且红极一时。中国真的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了吗？


欧阳斌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现为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