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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抗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篡改新年献辞事件，暂告平息。《南周》事件给了中国2013一个精彩的开年，让习近平轻车简从、四菜一汤的“习李新政”黯然失色。
《南周》事件不可小觑，这是中共建政以来，中共体制内媒体人第一次对党管媒体发起的正面抗击，并获得全国广大媒体人士、读者和网友的声援。有人说，《南周》的抗击失败了，我说不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对事件的处理，是《南周》的胜利。我从事媒体工作四十多年，从来没见任何一位党的宣传部长有庹震这般的遭遇。经《南周》事件后，今后中共的宣传部长们，再要像庹震那样随意篡改报纸的言论，就要三思而后行了。《南周》事件把党管媒体的铁律，凿开了一道裂缝，尽管裂缝只有一条裂纹大小，总是凿开了。
本来，对于庹震来讲，广东省内的所有报刊、广播、电视、网站，除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外，他有权下达任何指令，删改、撤销任何稿件，关闭任何违抗指令的媒体和处分任何不听指令的媒体人，宣传部长干的就是这种营生。庹震的权力来自于对中国实行专制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不容质疑，更不容挑战。庹震的权力之所以未能涵盖《南方日报》，是因为《南方日报》属省委第一书记直接管辖，是层级更高、更为严厉的党管媒体。
在广东，党管媒体极端的例子是早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管《羊城晚报》。1957年陶铸指示省委宣传部创办《羊城晚报》。广东有了一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工作的《南方日报》，陶铸还要有一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生活的报纸。《羊城晚报》创刊之初，陶铸对这张报纸管得令人匪夷所思：《羊城晚报》每天下午两点出报，中午十二点前报纸大样就要摆在陶铸的办公桌上，没有陶铸审阅同意，报纸不得开印。《羊城晚报》的总编辑是杨奇，但报社内部有此一说，真正的总编辑是陶铸。报社上上下下以此为傲，没有人质疑这种党管报纸的极端行为。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的所有民办报纸都收归党有、党管，再也没有党外报纸了。1957年曾有报人提出“同人办报”，结果同人们统统被打成右派。80年代初，我去上海采访，曾拜访老报人徐铸成。进他家门时见他正在自己的斗室中，以一张饭桌做书桌，撰写回忆录。其中有写到1957年主张“同人办报”的报人被打成右派后的境遇，书中的这一部分，每一页都浸透血泪。
党管媒体有所松动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高举“报纸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旗帜，《人民日报》发起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那是共产党领导人的开明而不是党放弃对媒体的管制。我记得开明的胡耀邦，当年也曾对新闻工作者发表讲话，强调报纸要当好党的喉舌，虽然胡耀邦是迫于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不得不讲，但党管媒体的观念在胡耀邦的脑子里也是根深蒂固。至于赵紫阳，他曾宣布不再审查文艺作品，离宣布不再审查报刊言论仍有一步之遥，赵紫阳还没有大彻大悟到放弃党管媒体的地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办经济特区，对媒体的宽松在特区有所体现：《深圳青年报》发表《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痛批中共的老人政治。如果在今天，该报总编辑刘红军和副总编辑曹长青一定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判刑，但两人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并没有受到伤害。要不是中共元老薄一波大发雷霆，深圳市委也不见得会停刊《深圳青年报》。海南大特区兴办，《海南日报》属下的《海南特区报》曾连续报道“台湾经验”，包括十大建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属下的《大特区》杂志发表苏晓康质疑共产主义学说的《乌托邦祭》，都没有受到海南省委的惩戒。那个年代中宣部和各省市宣传部很少向媒体发布什么允许报道、什么不准报道的指令，更少有删改、扣押报刊言论之事。不过那也只是“黄金十年”中共给媒体的一个宽松环境，不是放弃党对媒体的管制。
广东省有三大报系：《南方日报》报系、《羊城晚报》报系、《广州日报》报系。《南方》与《广州》分属省市党委机关报，《羊城》是党报不是机关报，被认为党的味道少一些，民的味道多一点。但这次抗击宣传部长庹震的《南周》，却恰恰是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报系的一员，更显得不同凡响。
《南方周末》为原《南方日报》社长丁希凌于改革开放“黄金十年”期间的1984年创办。丁希凌希望《南方周末》有别于《南方日报》呆板的党报形象，办成一份民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他给《南方周末》定下的规矩是不讲假话。丁希凌离开《南方日报》后又创办民间报纸《金报》，后来《金报》因故夭折。我与丁希凌早在文革后期便认识，丁希凌是新闻界的前辈，我是一名青年记者。我的印象中丁希凌党性很强，他五十年代曾任《河南日报》总编辑，他亲口对我说过，58年大跃进《河南日报》闻名全国的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便出自他主持《河南日报》报政期间，当然那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昏话，丁希凌忠实履行了把省委书记的昏话写成党报社论的责任。从《河南日报》到《南方日报》，从创办不讲假话的《南方周末》再到创办民间报纸《金报》，丁希凌思想一天比一天解放，他看到了中国改革进步的历史大趋势，懂得报人必须顺应大趋势切不可逆趋势而动。丁希凌2000年去世，如果他仍在世，我相信他一定支持《南方周末》对庹震的抗击。
中共十八大后，人们对“习李新政”充满期待，期待的不是习近平轻车简从、四菜一汤，或者抓出几个不大不小的贪官、淫官，而在于他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唯启动政改能救中共。启动政改的可行之路是首先取消或者放松党管媒体，给媒体以自由，至少给媒体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媒体把权贵贪腐、社会不公置于众目睽睽、千夫所指之下，让媒体推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转型。《南周》对庹震抗击的意义，就在于媒体挑战党管媒体的铁律，把不敢变成了敢，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南周》的抗击发生在今天而不曾发生在从前，是时移世易，大趋势使然。即使不在2013开年之际发生，也必然会在未来不久的某一天发生。如今是网络时代，信息穿透高墙，越过深壑，呼唤媒体自由。对媒体自由的钳制、扼杀，是逆时代大势而动自不量力的小丑行为。满脑子专制意识浅薄愚钝的庹震，看不出或者不敢面对这个大趋势。
问题是习近平，他是否看出了《南方周末》的不同凡响和《南周》事件的意义呢？在大趋势下，他是否有足够的悟性，而不至于等同浅薄愚钝的庹震呢？如果《南周》事件发生，他仍未从中懂得大趋势不可逆的道理，以为轻车简从、四菜一汤、抓几个不大不小的贪官、淫官，便可以挽中共于狂澜既倒，那么人们就只能为他和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报以一声叹息了。
2003年1月14日
（作者为原《海南日报》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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