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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事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权力与社会的矛盾。
如果说2012年中国历史开始于王立军闯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那一刻，那2013年中国历史的开始就是南周事件。前者发生在政治领域，涉及政治各派系之间权力斗争，影响到十八大人事安排，对中国影响深远；后者则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权力与社会的矛盾，预示着在上层权力安排尘埃落定后中国下一步矛盾冲突的核心所在。
挫折感中的抗争
南周新年献辞被删导致编辑记者忍无可忍进而抗争 , 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奥援，酿成事件。对此，我们须将其放到十八大前后整个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才能更好地加以理解。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的矛盾激化，改革停滞不前，各种挫折感，不安、焦虑、愤怒充斥，人们虽不希望社会动荡，但也越来越无法忍受官场的贪腐无耻，保守无能，渴望发生些深刻、符合期望、能够带来新鲜气息的变革。十八大前，人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人事变动上，将这种期望至少部分地寄托在新的领导人身上，希望新的领导人能够顺应历史，回应这种要求。
习李上任后的一系列举措得到人们的好评，也因此刺激了人们对中国进行深度改革的渴望。但一个多月后，这种期望开始在一部分人中退潮，本来就存在的不信任、悲观、对中国能否进行一场和平变革的怀疑再次浮出。
官方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些新举措、新说法，在一些人看来不外乎是场政治秀、“新忽悠”，对网络实行实名控制，网络反腐调子高而实效少，维权人士继续受到打压，尤其是在高调宣传宪法的重要后却对南周“中国梦，宪政梦”新年献辞、“炎黄春秋”提倡宪政共识的社论等宪政主张进行打压，让许多人顿生挫折感甚至愤怒，南周抗争由此而生。
南周事件，是人们某种不耐、挫折感的一种反映，是对习李的某种政治观察和测试，更是一种反抗和警示。如果执政者不能正确理解其中 所蕴含的内容，人们可能会以比对当年对胡温新政还要快的速度对习李新政失去兴趣和信心。因为，社会危机的程度已远大于当年，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认识也不是可与当年同日而语。
习李切不可以为拿些老套数，或某些不痛不痒的新做法能应付局面。某些做法十年前拿出来做，可能赢来更多的掌声，换取许多政治资源。时过境迁，在今日就或许已大幅贬值，无法谋得主政者预想的收益。如果对此缺乏了悟和认识，那将是主政者的灾难，也将酿成民族的灾难。
社会的新冲锋
十年前，在与意大利著名企业家，《共和报》的老板 Carl De Benedetti 的一次谈话中，他请笔者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略加思考，笔者的回答是：社会与国家间的疏离。 十年来，笔者也在不同的场合再次重复此一观点，且认为更加严重。从此次南周事件中，我们也再次看到这一点。
毛时代的极权统治，国家吞噬社会，社会失去自主；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恢复生机，一定程度寻回自我，但依然没有挣脱国家的某种控制。毛虽去，但毛时代的许多管理社会的机制依旧。在全球化、互联网、市场经济日渐发展，都市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视野不断扩展和主体性格日增的年轻一代崛起的情境下，这些机制显得陈旧落伍，专横霸道，不断受到置疑和挑战，实属必然。
在三十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国的社会以各种形式不断地发起抗争、冲锋，试图从国家的掌控中挣脱，获取更大的自主空间。国家在不断对这种要求进行压制中，也不得不与社会做出某种妥协和调整。
但遗憾的是，从根本上来讲，国家体制依然没有跨出改革的关键性的一步，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构筑成一种建设性的良性机制 ；那种极权时代的政治逻辑依旧，试图控制重要的信息、物资和资金资源，强固权力机制。在一些利益集团相当程度上把持操控了国家机器的今天，这既是贪腐恶性发展的制度成因，也是国家与扩展中的社会不断冲突的根源。
在国家（与利益集团）不愿做出更大让步和调整、社会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冲突就将每日愈增，直到达至一崩解爆炸的临届点。而如果国家能够主动改革，恰当地回应社会的要求，这种冲突或许就是造就一种良性结果的动源，推动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型塑。
权宜之计还是新思路
尽管在“南周事件”上可以观察到社会的某些分裂，但大体上，人们对南周的支持，对蛮横专断又缺乏水准、在人们心目中很能代表当代官员形象的庹震的反感还是主流。而支持南周的阶层，从整体上看，是中国社会中最具活力和才能，最能代表未来的一些阶层和年龄层的群体。从一种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丧失掉这些群体的理解和支持的政治力量是绝对不可能有未来的。
也因此，在既不想让人们彻底失望，毁掉刚得到的一点美誉，失去这些群体的支持与维系现有权力体系之间，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主政者在南周事件上采取了某种妥协，证之以往的经验，这可算是社会的某种局部性胜利，但却是一种不能乐观的胜利：因为从这事件中官方所表现出的蛮横，将事件定性为外部势力干预等传统思维依旧，事实上存在的对支持南周者的某种打压和秋后算帐，都证明这个体制包括其官员们依然在旧有的权力轨迹和逻辑里运行和思考。权宜的处理手段，可能带来好的萌芽，也可能暗藏倒退的危险，这都有待观察，无法说明本质。
改革与共识
近一段来，人们常谈及重建改革共识的问题。但事实上，改革的共识某种意义上是存在的或者说是非常易于浮出展现的：就是实行宪政，落实宪法，由此达成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制度性重建，左中右在宪法的框架内按照各自的观点和立场进行博弈、互动达成制度性的妥协。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笔者提倡的公民的＂权利增量＂。这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测试改革是否真正展开、能否进行的标准。
在这一点上，相信那些被封了网站的极左派也不会轻易反对，而最激进的改革派也能找到发力的着力点。从所谓十八当代儒者就南周事件所发布的公开呼吁看，即使过去一段代表文化保守主义一翼，对所谓的西化持相当的保留态度的人士，在此问题上，虽引用的是中国古代的资源，但所主张的公民有表达和批评政府的权利的立场，事实上已经与自由派的主张毫无二致。
社会多元分化，因此才需要找到一种能允许多元共存的制度框架；而意见的多样，才需要有所谓共识的形成。当下，形成改革共识的最大障碍在既得利益集团，在权力架构的掣肘和执政集团的保守心态。实行宪政，落实公民应有的权利，建设法治国家，中国重建文明的希望就现实可期；反之，如果将宪政共识象庹部长扼杀“中国梦，宪政梦”献辞那样扼杀，中国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将进一步激化，那是毛式的国家机器如何强力镇压最后也无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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