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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老生常谈的处世箴言在中国传统的童蒙书、家训、善书中也都比比皆是，但都与原创性的文学警句创作没有什么关系。它们不是没有用处，只是过于陈套，了无新意、迂腐、机械、令人生厌。成语、谚语、或励志格言的过度使用也会是这样的效果。与这类处世箴言所不同的是，具有真知灼见的警句格言往往以颠覆而不是教谕为目的，它促人思考，而不是供人仿效，它是黄蜂，不是蝴蝶。它往往是苦涩而不是甜美的，独立特行而不是人云亦云，它是深思熟虑、匠心独具，不是机械模仿或鹦鹉学舌。拉罗什福科的《箴言集》便是这种警句格言的一个代表，他那些苦涩、冷峻的箴言渗透着对人生和人性清醒而不安的悲观主义，他说，“我们的德性经常只是隐藏的恶”，这不仅仅是针对道貌岸然之徒而言，也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他又说，“君主的大度常常只是笼络人心的政治姿态”、“假如人们不是相互欺骗，人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中长久生存”、“很难判断一个干净、诚实、正当的行动是出于诚实，还是出于狡狯”。这令我们想起了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对人性的剖析。
像这样辛辣而犀利的人性剖析警句，不只是简洁、明快，最重要的是它的概说有很广的适用范围，可以运用到普遍的政治、社会和生活境遇之中。即使一时并不适用，也成为一种对“可能性”的敏锐洞察和预测。正因为如此，这样的警句才对人们思考人性、生命、爱情、痛苦、忧戚、腐败、堕落等人生问题有诸多助益，并被不断引述。
就引用而言，“成语”（或谚语）似乎超过了警句，但是，成语往往没有作者，而警句格言是有作者的。因此，人们只是引用成语，而警句格言才是引述。警句格言与成语的重要区别在于它的艺术性，因此能够成为一种文学形式。而且，这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特别讲究个人独特风格的文学形式。警句格言打上了作者的个人印记，虽然说的是普遍的道理，却是很个性化的说法。
成语很简短，可以让人脱口而出，而警句则并不总是十分简短。警句有时会像诗句般简练，但也未必都是如此，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的许多警句都有相当的长度，例如，他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在一个段落之后，甚至还有另外两个补充的段落，“因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整个宇宙。”这样的警句当然会被引用者加以压缩，这就成了“引用语”（quotations）。收集引用语的书已经不再是警句格言的集子，它们的取材来自各种各样的诗、文、历史或其他论述的精彩说法，远远不限于警句。在图书馆里，“引用语”的书像词典、百科全书一样，是“参考书”，不再被当作用于“阅读”的书籍。
警句格言往往是一个单独的思想，但也有的是机警的回答、敏捷的回击，或者是急智的回应。警句格言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对那些所谓的主流观点和看似深刻其实浅陋的观念说教。观念说教培养了人数众多的思想懒汉，警句格言是观念说教的天敌，它挑战成见，嘲笑流俗，告诫人们不要把恶习当成美德，不要回避人性中的阴暗面，也不要无视人与生俱来的暧昧、矛盾和荒谬。它经常会带有怀疑和嘲讽，如英国作家罗庚·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所说，“把我们性格中的丑陋钉在精炼短语铸成的钉子上”。罗庚·史密斯不但擅长于思想小品，而且对警句格言很有研究，他在自己编的《英国警句精选》》（A Treasury of English Aphorisms，1928）的序言中指出，有的时候，警句格言表达失望和悲观会过犹不及，变得过于阴郁、愤懑、郁结，甚至尖酸刻薄。他说，警句格言会有“意大利人所说的那种‘歹念'（cattivo pensiera），我们发现这样的歹念比善念更令人感兴趣，我们堕落的天性便是如此”。然而，如果警句格言尖酸刻薄到如此程度，它又会变成很乏味的犬儒言论。警句格言是一种易于流变的话语，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细看就会显得不简单，但要是过分细看，则又会让它变得过于深沉，以致难以捉摸。
警句本来是片断而零碎的思想，编辑成书只是为了方便阅读，对如何阅读警句集，比利时的查理·约瑟夫·德·利涅亲王（Prince Charles-Joseph de Ligne，1735—1814）有一个警句，“读一本警句集而又不心生厌烦的唯一办法是随便打开一页，读到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就立刻合上书本”。接二连三地阅读警句会令人厌烦，接二连三地阅读“妙语”也是一样。德国音乐家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他不喜欢尼采，也不喜欢尼采的警句）挖苦警句格言集说，读里面的警句就像看跳蚤跳舞一样，话虽有些刻薄（因此也可以成为警句），但并非全无道理。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他是《鲁拜集》的整理者和英译者，其中许多诗行也可以当警句来读）编写过一本警句集（Polonius，1852），他在序里说，“很少有别的书籍比警句集更沉闷了”。然而，警句仍然有迷人和吸引人的东西，罗庚·史密斯也说，警句集往往并没有特定的秩序，收录的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真理，这样的书不宜做持续阅读”，但是，刊印出版的警句集一直有销路——警句集是一种让人拿在手上，继而又放下，觉得不可阅读，但还是在阅读的书。文艺复兴时期的妙语集，恐怕也会给读者类似的感觉。
礼仪、教养和笑
斯佩罗尼的《妙语录》与其他笑话或妙语的集子有所不同，它在书的最后选了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廷臣论》中讨论笑话、轶事与绅士教养关系的篇章。在卡斯蒂廖内的时代，绅士的理想典范就是他说的“廷臣”。廷臣和人文主义者、君主一起，同属于人们所熟悉的文艺复兴时期社会人物的形象。人文主义者是文艺复兴的特殊知识分子人群，人文主义的个体本位将人文主义者们与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僧侣”区分开来。而“廷臣”则以他们高贵绅士的新身份，而不是人们对“宠臣”的贬义的旧印象，显现出他们独特的素质、抱负和形象。廷臣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全新形象，首先应当感谢卡斯蒂廖内。
诙谐、幽默、说笑应该是一种有绅士教养和符合绅士礼仪的行为和语言，卡斯蒂廖内的这一坚持与西塞罗将诙谐、幽默视为演说家的必备能力是一脉相承的。礼仪和礼貌是中世纪的一项与宫廷有关的发明，在希腊或西塞罗的罗马时代还不存在宫廷，尽管在罗马帝国时期有某些近似与宫廷的东西，但尚未形成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宫廷文化。历史学家比尔克（Peter Burke）指出，“从十世纪起，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的作家在描述宫廷时，使用西塞罗的有关文雅的词汇，如‘城市中人的礼仪’（urbanitas）和‘适度’（decorum）。最初是举止文雅的宫廷主教受到推崇，后来有这样风度的骑士也都受到赞扬。……（‘有礼貌'这类形容词）都暗指行为举止符合宫廷（corte）里的要求”。卡斯蒂廖内的《廷臣论》讨论的就是如何成为禀性、举止和修养完美的宫廷绅士，其中包括他们应该学习的“适度的笑”。
卡斯蒂廖内对“适度的笑”——在什么场合说笑话、说什么样的笑话、对谁说笑话、如何避免对不苟言笑者说笑以免冒犯他们等等——的讨论，是有实际批评针对性的。如斯佩罗尼所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妙语和玩笑多次被称作是不道德和肆无忌惮的。毫无疑问，实际上，在所有的妙语录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放浪不拘的，很多简直就是淫秽下流。但并非只有妙语如此，我们只需读一些同时代的喜剧与小说便可一目了然！”对笑作礼仪规范，这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上流社会的笑与民间的笑有了区别，这种区别一种延续到今天，这是一个事实，如何评价它是另外一个问题。巴赫金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对礼仪驯化笑提出了他的看法。像拉伯雷《巨人传》中的那种民间的笑，那种洋溢着酒神精神的狂放、粗俗、耽于声色、似乎没心没肺的笑，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不能被人欣赏了。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降，欧洲社会所崇尚的理性精神冲刷了人们的头脑和观念，为文化和文明定下了基调，民间那种原始、粗野的笑声渐渐被驯化到理性文化和文明的新规范中（如何评价这种驯化仍然是文化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卡斯蒂廖内的“适度的笑”便是一种最早对“民间的笑”的规范。
卡斯蒂廖内所倡导的是“绅士的笑”。像廷臣这样的绅士，他们的教育当然不是在民间，甚至也不在学校，而是在宫廷里进行的。这种教育的意义比学校教育来得更为专门，但也更广。它要教育的不只是知识，而且还有荣誉和体现文明的礼仪（civility）。这种教育一直到今天对欧美教育仍有积极的影响（当然是在“上流社会”中进行），成为一种学校知识之外的气质和修养熏陶。一个国家的礼仪或教养文化需要在传统中持续传承，不仅包括行为举止、衣着、待人接物，还包括诙谐、说笑的言谈和表达。西方有教养的人士说话一般比较幽默、含蓄，政治家在演说和公共交流时也同样喜欢和擅长运用幽默和笑话（里根总统便是一个例子），便与这种文化传统有关。
说笑话或诙谐幽默需要有教养、有品位，需要注意说话的礼仪和风度，知道了这些道理，既能帮助我们避免说话过分一本正经，不要装腔作势、颐指气使，也能帮助我们对尖酸刻薄、粗野放肆的说笑、嘲笑、讽刺、挖苦有所警觉。《一千则法国人的诙谐、智慧和坏话》（1886）（A Thousand Flashes of French Wit，Wis-dom and Wichedness）的编者费诺德（J.De Finod）说，“坏话”比“好话”更容易成为“警句”，至于能否成为传世格言，那就不好说了。在“妙语”中也是一样，一本正经是不行的。“坏”故事比较有人愿听，爱听；能逗乐才能流传。因此，妙语有着一种以“说坏话”来吸引听众的自然趋向。但是，放纵这种自然趋向却会毁了妙语，现在中国流行的“黄段子”或“荤笑话”就是这样。眼下网络上有许多以说坏话和骂人话（巧骂、谩骂，甚至破口大骂）来吸引围观者的。这样的说话方式可以很滑稽，但并不是真正的诙谐。
真正的诙谐，它的目的不是好笑或滑稽。诙谐是一种特别敏锐的理解和恰当的表达，它是表达理解结果的手段，不是目的，正如英国随笔大家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所说，“诙谐是盐，不是食物”。诙谐别出心裁，不仅能观察细致、清晰、深思熟虑，而且能巧妙而恰到好处表达出来。我们也同样可以说，警句是佐料，但不是食物本身。诙谐的真知灼见并不总是会令人觉得好笑，更不要说是令人捧腹大笑了。没有真知灼见的诙谐不过是耍小聪明、玩文字游戏、逞口舌之快。
诙谐的真知灼见往往有出人意料的特点。在十六、十七世纪文学中，有一种特别以诙谐著称的诗歌，那就是英国的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 poetry）。它讲究意象的新奇不俗、思虑巧妙，表达一种意料之外但却又言之有理的想法，因此往往能令人耳目一新，有所顿悟。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是玄学派诗人的一位突出代表，他在一首诗里用圆规来比喻爱情，一对爱人在爱情中相互依靠，犹如圆规的两只脚必须相互支撑，才能画出一个圆来（“圆”成为圆满和完美爱情的意象）。两个爱人有时会离别，但却像圆规的两只脚那样，越是分开，越是相互依撑，画出的圆也就越大。邓恩对爱情的真知灼见是用圆规和爱之间的那种出其不意的关联来表达的，这就是诙谐。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诙谐是不同想法之间的突然婚姻结合，在结合之前，那些想法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他非常准确地说出了玄学派诗歌及其诙谐的本质。
诙谐必须有智慧，表达的必须是真知灼见，这在十八世纪成为文学批评对“真诙谐”和“假诙谐”有所区分的标准。当时也有一些“玄学派诗人”看似注重诙谐，但只是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效果，所以难免故作深沉，把诗句弄得玄奥艰涩。这样的诗意义空泛，诙谐也沦为空洞的才智炫耀。十八世纪英国古典主义文学家蒲柏（Alexander Pope）在他的《论批评》（Essay on Criticism）说，“真诙谐”说的应该是人们经常想到，但却从未如此恰当表达过的。诙谐指的是恰到好处地表达一般人都能明白的，经得起时期考验的真知灼见。
强调诙谐的真知灼见，便不会再把“好笑”当作它最重要的特征。然而，诙谐仍然与笑有关。诙谐在形成“不同想法之间的突然婚姻结合”时，往往借助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手法，巧妙、灵活、风趣、幽默，给人造成的思想和审美冲击会因此有令人哑然失笑或会心一笑的效果。这种“笑”的效果比听笑话的开怀大笑更为精致，更能带来思考的满足，也更难忘。哑然失笑或会心一笑的“笑”是一种更理智，更成熟的笑，它不一定是因为说的事情本身有多好笑，而是因为说事情的方式有逗弄、考验读者的特点（脑筋急转弯游戏也有这个特点）。
这样的诙谐会故意不理睬读者的自发期待，而从另一个方向出其不意地带给他思想的惊喜和满足。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格瓦德拉（Philip Guedalla）说，“历史重复它自己，历史学家们相互重复”，这句话之所以诙谐，是因为“历史重复自己”本是一句老生常谈，但与后面一句话合在一起，却又显得新鲜恰切，两句话相互衬托和补充，是在调侃历史学家？还是在认可他们？读者得自己去得出结论。又例如，有人说，“让钱加倍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钱折起来放进你的口袋。”这句话虽有点好笑，但不滑稽，它巧妙地说出了一个朴实道理：把钱收好，不花，那是让钱增值的最好办法。康德曾说，一个人之所以笑，是因为他所期待发生的根本没有发生，说的就是这种诙谐。美国文学批评家艾布拉姆斯（Meyer H.Abrams）说，也许可以把康德对笑的说法改变一下：一个人之所以笑，是因为他的期待突然之间以一种未曾预料的方式发生了。
斯佩罗尼的《妙语录》中，有的妙语是由于滑稽的事情、人物、场景而引人发笑，有的则是因为故意让读者的预料落空而令人忍俊不禁，如果说前一种是大笑，那么后一种则是微笑，当然，有的妙语对于今天的读者已经怎么都不觉得可笑。不管是哪一种笑，大多都是不带恶意的“诙谐之笑”。诙谐的笑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无害的笑”，因为它不伤害人，不恶心人，不挖苦人，不以贬低别人为目的。如果违背了这些说笑或妙语的伦理，笑就会变成“有害的笑”。斯佩罗尼说，在他编译的《妙语录》里，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各色人等中的诙谐轶事和人间喜剧，“农夫、妇女和教士看起来好像是讽刺性轶事的首要对象。但是这是传统、而且这讽刺也很可能不如乍看之下那么辛辣，更没有什么冒渎之意。所有的例子都旨在逗乐”。当然这不等于说文艺复兴时期就没有有害的笑，剔除有害的笑，保存无害的笑，这是斯佩罗尼在编选《妙语录》时定下的取舍标准，对我们了解什么是有益的笑应该是有帮助的。
2012年清明，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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