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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斯佩罗尼（Charles Speroni）的《文艺复兴时期妙语录》（下称《妙语录》）题目中的“妙语”原文是“wit”（诙谐）和“wisdom”（智慧），译者把这两个字翻译成“妙语”，应该是为了便利中文读者的理解，因为中文很难找到一个对wit一词贴切而顺口的翻译。然而，斯佩罗尼并列使用“诙谐”和“智慧”是有道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诙谐是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十七、十八世纪的诙谐（或俏皮）成为欧洲的一种文学风格甚至审美尺度，还是偏重于睿智、见识、理解、思考的话语和文字能力。这些虽然不再以“智慧”相称，但也还是智力不凡、见解超俗、表述独特的意思。
在《妙语录》中，我们接触到的是一种包含在“笑话”或“玩笑”中的诙谐和智慧，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妙语”（facetiae）。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早就已经在收集笑谈妙语了。《妙语录》中介绍的第一位，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就是最早收集笑话的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们对民间日常生活充满了兴趣，他们当中有的人，如十五世纪的贝倍尔（Heinrich Bebel，1472—1518），不光花费很大精力来收集笑谈（Facetiae，1506），也还收集成语（Proverbia Germanica，1508），这些都是普通人喜爱的话语形式。十六世纪的多梅尼奇（Lodovico Domenichi，1515—1564）在他的《开怀大笑》（Facetie，motti et burle，1574）中收了981个笑话。这类收集属于一种在文艺复兴时期被称为“丰富”（copia）的艺术，也就是尽量多地搜罗富有变化的同一类东西，往往都是一些“小玩意”。笑话只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收集的小玩意中的一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就同时收集多种小玩意，包括成语（1500年初版题为Collectanea Adagiorum，1536年的扩充版中收有4251条成语）和纹章标志（1612年版的Alciati中收有212种）。他有一本题为《论词语的丰富》的著作（1512年第一版题为De duplici copia verborum ac rerum，后改题为De Utraque Verborum ac Rerum Copia，简称为De Copia）。这部著作所提出的人文学习方法对当时欧洲学校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部著作在伊拉斯谟活着的时候就至少发行了85版，书中就拉丁语的套话“你的信让我很高兴”这句话，就收了146种不同的说法，“我将终身记得你”这句话也有200种不同的说法。
玩笑这个“小玩意”
斯佩罗尼的《妙语集》收录的“玩笑”是一些可以称为“趣闻轶事”或“幽默故事”的短小作品。他说明道：“在文艺复兴时期，当一个崭新的、思想开阔的与古代的经典文献的交流被重建时，那些很大程度上处于古代的格言警句的影响下的趣闻轶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注意到这一点是颇为有趣的：这些常常是肆无忌惮的趣闻轶事，西塞罗称其为‘妙语（facetia）'（意大利语称为facezia，英语称为facetious），在古典人文研究的全盛时期，又再度被赋予了同样的名字。”斯佩罗尼提到了古代警句格言对文艺复兴时期笑话妙语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那么什么是“笑话”呢？最早的以“笑话”（facetiae）为题的集子便是波焦的《笑话录》（亦可译为《妙语录》），成书于十五世纪中期，书中大多是喜剧性的滑稽和诙谐轶事，许多篇章又都同时讲究文字的诙谐。故事和文字属于两种不同的诙谐，在波焦那里有很好的配合。就文字的诙谐而言，波焦“妙语”中的笑话或俏皮话不只是为了逗笑，而是要让读者对西塞罗在《演说者》（De oratore，II，54—71）中对玩笑的讨论有所体会。西塞罗相当看重玩笑这个小玩意，因为得体而恰到好处的玩笑、妙语是演说的一种必要修辞手段。幽默和玩笑能够拉近演说者与听众的距离，提高演说的效果。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西塞罗对两种幽默作了区分。第一种是贯穿于演说始终的那种，称作为cavillatio.另一种是个别的风趣、诙谐之言，称作为dicacitas.西塞罗还区分了两种不同“诙谐”（wit），一种是叙述性的（讲述某件事情，in re）；另一种产生于特别的语言运用方式（in verbo），前者易于在其他文字中复述，而后者有许多难以在翻译中传达。以今天人们的幽默感来说，文艺复兴时收集或写作的那些笑话，有的好笑，有的并不好笑。这是因为，一个特定人群认为好笑的东西，在另外一群人看来可能却不是这么回事；一个特定时期好笑的东西，过一段时间也就不再好笑。因此，尽管《妙语录》中的许多东西包含一些笑料，但不宜把它们看成是不逗笑便无价值。它们的价值在于包含着许多古典的轶事、中世纪宗教布道中穿插的小故事（exempla）、寓言、成语、谚语、自传片断、座右铭、谜语，还有警句、格言、箴言（尤其是下面还要谈到的aphorism和apothegm）。因此，不妨把《妙语录》当作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小型文化读本。
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颇为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们，他们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搜寻和收集笑话呢？对此，著名的研究者波温（Barbara C.Bowen）在她的《文艺复兴时期笑话百则》（One Hundred Re-naissance Jokes）的序言中说，我们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但这种收集大概与笑话的主要用途和运用场合有关，“笑话”是一种宴会上的饭桌闲谈，对文人来说，严肃学习之余可以在笑话中得到放松。不少笑话集是献给政治人物的，对政治人物来说，笑话可以为他们提供消遣和娱乐，也可以成为一种对他们婉转劝谏的手段。当然，不同收集者会有不同的动机。
在文艺复兴这个知识大搜集的时代，也许搜集或收集根本就不需要有特殊的理由。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文艺复兴正处在一个从“注释”向“评说”的知识转型时期，收集属于注释，是尚未完成转型的知识形态。注释的任务主要是搜集，然后才是添加。对任何一种对象或话题，只要把前人写过的所有东西尽量收集起来，不管是由谁写的，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可以把它们合为一个知识整体，这就像伊拉斯谟所做的那样。在这种知识形态中，所有的“作者”（authors）都自动成为知识“权威”（authority），这两个字本来就是同一词根。求知者对“著作”十分尊重，把每一种著作都自然而然地当作宝贵的知识。一个人能够尽量多地知道古人说过什么，那就是学问渊博，知识丰富。
当时许多人文主义者们收集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只是文学小零碎的东西，格言、箴言、警句、座右铭、谜语、笑话。他们收集的方式也与今天不同，今天的收集往往是一个一个“专题”，或者某一个历史人物或名家。文艺复兴时并没有这种收集方式，收集者只管收集那些“值得记住”的东西即可。当时收集“成语”就是按字母顺序的。科罗奇（Gilles Corrozet，1510—1565）杂搜杂集的《值得记忆的说法集》（Divers propos memorables）就是一个代表。那个时候，凡是收集者认为“值得记住”的，都可以收集在一个集子里，因此，自然也就无须对格言、箴言、警句、成语（谚语）等等加以特别区分。
笑话这个小玩意之所以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的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笑谈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诙谐与智慧的良性结合。在文艺复兴的词汇中，诙谐（好笑）（facetiae）与智慧（见识）（sententia）之间无须划出清楚的界线。德语的Witz就同时包含了这两个意思，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人物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h，1304—1374）那里，“笑谈”（facetiae）与“格言”（apophthegmata）就是同义的。
诙谐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字能力，是有学问的表现，也是一种有实际用途的能耐。善于诙谐的人谈吐不凡，特别有语言交流和交际的能力，也特别能够影响别人。“诙谐”还是一种待人接物的方式，以机警、机智、聪明、幽默为特色。机警而幽默的人有“急智”，他们善于讽刺、挖苦、调侃，他们跟谁说话都不吃亏。在遭遇对手攻击时，他们便立即能用简洁、犀利、风趣的话来“回嘴”（repartee，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收集的小玩意），但这是一种有文明教养的回嘴，与狠巴巴地用脏话骂人是不同的，就连太尖酸刻薄的回嘴都不是有教养的表现。由于诙谐所体现的文明教养，它的机警、讽刺、挖苦和调侃才会不仅令人发笑，而且还具有审美欣赏的价值。
诙谐离不开智慧，诙谐应该与智慧和教养结伴而行，没有智慧和教养的诙谐会变成油嘴滑舌，与耍嘴皮子没有什么区别。文艺复兴时期的智慧不一定要有特别新奇和新鲜的想法，因为很多智慧都是从古人那里搬用或借用来的，但说法一定要巧妙，尤其要简短、明快、朗朗上口、便于记诵。因此，当时盛行的各种各样的警句、格言、成语、名言警句、谚语、箴言都有诙谐的因素。这类智慧话语许多来自古典文化遗产，被当作是一种公共财产，饱学之士们广泛搜罗，编辑成书，或翻译，或改写，都是正当的运用，不能用今天的知识产权或学术剽窃标准去衡量它们的价值。
诙谐、智慧与格言警句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知识的进步》（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一书中，把写作分为两类，一类是“方法”（method），另一类是“格言”（aphorism）。方法指的是正式的讨论，讲究说理的逻辑程序、章法结构、条理安排和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以此写成的是科学论著或文学篇章。格言写作则是没有这么多章法的讲究，它断断续续、零零碎碎，无须统一，也不必连贯，有多少体会，有多少看法，便说多少话。它的好处是以片刻的思想闪亮激发人的思绪，隽永深刻，令人回味。《妙语录》所收的妙语属于培根所说的格言式写作，有长一点的，也有短一点的，长的可以当小故事来读，而短小的片段妙语则又不妨看成是警句格言。
古代的“格言警句”是两个字，一个叫“aphorism”（短小、诙谐、有教益的警句，姑且称之为“格言”），另一个叫“apothegm”（精炼易记、见解独特的警句，姑且称之为“箴言”），在文艺复兴之前，aphorism用来指科学知识的原则，而apothegm则是用来指哲人贤者的哲理、道德、伦理、或宗教教诲。自从文化复兴以后，这两个字就常常混用，例如，培根著有《新旧格言》（Apothegms New and Old，1625），收集的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种“aphorisms”，有300多条。Apothegm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的古埃及，古代的埃及君王和大臣用一些简洁的训诲来教育、指导子女和下属。生活在古埃及的犹太人学习了这种方式。犹太人被逐出埃及后，将此运用到“托拉”（Torah）和“塔木德”（Talmud）的宗教训诲和教导中。这些古代的教诲用文字记录下来后，就是最早的“智慧书”（wisdom literature）。
古希腊的“警句格言”现在往往被统称为aphorism，最早的古希腊警句格言是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约460-约370）《格言集》中的医学格言，如，“生命短暂，医术长久；危象稍纵即逝；经验危险，诊断不易。医生不仅必须自身处事正确，而且务必让病人及服务人员等外在因素通力合作。”“凡事过头，便是有悖自然”、“非常疾病需要非常治疗”、“恢复靠时间，但也有时靠机会”，“偶尔治疗、经常保养、不断安慰”等等。古希腊也流传下来一些关于人生哲理的格言，有的犹如谜语，如铭刻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Temple of Apollo at Delphi）碑石上的“了解你自己”（γν？θισεαυτ？ν），这样的智慧箴言含义既显白又深奥，几千年来不断有哲人、学者试图解释它究竟要说什么。这样的箴言在不同的释义中被反复引用，多重解释，并长久流传。
古代智慧的箴言在《圣经》的《智慧书》、《传道书》、《德训篇》和《箴言书》中有许多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警句格言，如“不要得罪城中的民众，免得你在民间声名扫地”、“任何谎话都不要说，因为惯于说谎，不会有好结果”、“不要存心再次犯罪，因为就是一次，你都不免要受惩罚”、“不要作恶，恶便不会胜过你”、“远离不义，不义也必远离你”、“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这些箴言甚至还有教导人们如何对待箴言和智慧的：“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谜语”、“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
早期的基督徒继承了古埃及和犹太人的传统，四世纪的时候，对于那些一心寻找上帝的人们来说，宗教和做人的教诲是非常宝贵的东西。这样的教诲只能来自虔诚的道德贤者给予他们的指点，指点者诚心诚意地传授自己经过深思熟虑才领悟、积累的真理心得，而被指点者则是心悦诚服地接受训诲。这与人类后来的那些教条真理以及宣传与被宣传关系是截然不同的。
宗教的训诲包含的不是一般的处世诀窍或成功之道，而是极为深刻的人生智慧，为求得这样的人生智慧必须做出重大牺牲。在古埃及的一些偏远地方，苦行成为求道之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沙漠里忍饥挨饿，经受肉体的煎熬和痛苦，为的是让自己的灵魂和心灵更接近上帝。他们的圣贤名声吸引来了向他们求教诲的追随者，他们的话被记录下来，成为“教父之言”（apophthegmata pa-trum）。这些教诲和箴言流传到中世纪，备受珍视，布道者们在布道中有时也添加一些故事或幽默的成分，斯佩罗尼就此写道，“在教父著作以及在以各种各样的直率的‘楷模（exempla）'来布道的传教士的口中，智慧与道德才是应当传授的课程，而诙谐与幽默只不过是附带性的。但是诙谐与幽默有时是吸引听众，让他们保持兴趣的重要配料。”
那些被收集和保存下来的教父教诲往往也会保存一些当时说话的语境。所以，虽然有的教诲非常简短（例如，Abba Alonios说，“如果我不彻底毁灭自己，我就不能重新再造我自己。”），但许多教诲都是一些小故事，有的长达千字之多，记录的是谁向谁去求智慧、为了什么、求道者提了什么问题、贤者或布道者又是如何回答、经过情况如何等等。较长的教诲读起来就像是寓言故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妙语”往往也就是类似的小故事，不仅有要说的话，还有说话时的语境。
文艺复兴时期，培根所说的“格言”已经有了与古代不同的含义。培根注重科学知识，在他那里，格言不再是修道之人的精神教诲，而是知名人物值得称道的名言。因此，警句格言也就是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可能有实际用途的“精彩说法”。培根随笔中就有许多这种性质的精彩说法，其实已经不再是古代意义上的警句格言，例如，“知识就是力量”、“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灰心生失望，失望生动摇，动摇生失败”、“思想中的疑心就好像鸟中的蝙蝠一样，永远是在黄昏中飞翔。疑心使君王倾向专制，丈夫倾向嫉妒，智者倾向寡断面忧郁”、“顺境中的好运，为人们所希冀；逆境中的好运，则为人所惊奇”。现在许多人喜欢这一类警句格言，是因为它们有用，而非真的有智慧（当然，不同的人对什么是“智慧”有不同的理解）。在写作中创造和运用这类警句格言，不是要贡献什么超然的真理或是普遍的智慧，而就是一种修辞的手段，一种精致而有效的说话方式。因此，“格言”（aphorism）作为一种清晰、简洁表达的想法，借助“警句”（apothegm）而言语出彩，引人入胜。格言警句合二为一，不再有根本的差别。
斯佩罗尼所收集的“妙语”虽然在时间上早于培根，但内容与中世纪的传道已经有所不同，具有明显的日常生活化特征。人们所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一般是指从十四世纪开始的早期文艺复兴，与十五六世纪那个与宗教联系紧密的北欧后期文艺复兴有所不同。早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著称，这个时期的妙语中的诙谐和智慧与“芸芸众生”的联系远远超过了“得道圣贤”。因此，斯佩罗尼说，“就像当时的短篇故事一样，妙语给出了一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某些风土人情的绝佳画卷。例如宗教仪式、节日、婚姻、誓言、咒语、传统，还涉及一些历史事件。”由于充满诙谐的笑声，妙语成为一幕幕小小的人间喜剧，它的讽刺与其说是为了拯救人心，还不如说是在旁观众生相，开心逗乐。文艺复兴对人性的认识不仅有理性、优雅、高尚、尊严的一面，也有猥琐、阴暗和滑稽可笑的一面。马基雅维里就是当时对人性险恶最有观察力的人文主义者。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对这种残缺的人和人性的洞见成为文艺复兴后十七世纪警句写作最具震撼力的睿见。
妙语、警句与文学
今天，也许很少有人会把“妙语”当作是一种文学来阅读，但“警句文学”却是一种受到肯定的文学形式。法国作家是最擅长这种写作形式的，这个传统从十七世纪的拉罗什福科（Fran？ois de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和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开始，历经沃弗纳格（Luc de Clapiers Vauvenar-gues，1715—1749）、尚福尔（Nicolas Chamfort，1741—1794）、里瓦洛尔（Antoine de Rivarol，1753-1801），儒贝尔（Joseph Joubert，1754—1824）等，人才辈出，绵延不断，形成了一种文学的小传统。
由于警句文学已经为人们熟悉和喜爱，现在说起警句（aphorism），很少有人再会联想到像医学这样的“科学”了。然而，《牛津英语词典》对aphorism的定义现在仍然是“对任何科学原则的简要陈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aphorism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在这之后，aphorism也被用来指道德或哲理的原则，渐渐地，道德或哲理意义反倒更为重要，甚至成为警句的主要意思。这个转变中十八世纪早期应该说已经完成。当时的著名医生和诗人布莱克莫（Sir Richard Blackmore，1654—1729）称希波克拉底的“格言集”为“一本笑话书”，无非是一些人人皆知的老生常谈。布莱克莫根本不把这些格言当一回事，对此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在《诗人的人生》（Lives of the Poets，1779—1781）一书中批评道，布莱克莫狂妄自大，“居然胆敢轻蔑、嘲笑传承的知识”。
约翰逊博士自己则把aphorism定义为“一种箴言（maxim），一个用短句表达的规诫（precept），一个孤立的看法”，这符合十八世纪人们对“箴言”的看法。《牛津英语词典》对maxim的定义是，“一个包含普遍重要性的真理的简短精辟说法”。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最著名的警句格言就是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拉罗什福科的《箴言集》，题目就叫“Maxims”。所以说，“警句格言”（aphorism）最贴近的同义词就是“箴言”（maxim）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就已经知道，“箴言”中并不总有真智慧，引用箴言更不等于是智慧的表现。箴言的道德和行为教诲往往只不过是一些现成的说法，一些容易辨认的标签，一些老生常谈，有的还有掩人耳目、欺世盗名、虚假伪善之嫌。莎士比亚这位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剧作家，他在《哈姆雷特》中就曾戏剧性地嘲讽过这样的箴言。波洛涅斯是哈姆雷特所爱慕的奥菲利亚的父亲，他是一个喜欢别人奉承的昏迈老头。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滑稽人物愚蠢、专断，但却自以为是。在他儿子雷欧提斯离开英国去法国的时候，他喋喋不休地用许多处世箴言为儿子送别，“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必须三思而行。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狎昵。相知有素的朋友，应该用钢圈箍在你的灵魂上，可是不要对每一个泛泛的新知滥施你的交情。留心避免和人家争吵；可是万一争端已起，就应该让对方知道你不是可以轻侮的。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可是只对极少数人发表你的意见；接受每一个人的批评，可是保留你自己的判断。尽你的财力购置贵重的衣服，可是不要炫新立异，必须富丽而不浮艳，因为服装往往可以表现人格；法国的名流要人，就是在这点上显得最高尚，与众不同。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向人告贷的结果，容易养成因循懒惰的习惯。尤其要紧的，你必须对你自己忠实；正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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