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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们给我一个说法吧！
老先生此次来华，乃平生第一遭也。不仅是他，这两年间，他、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访华，都是第一次来“我大唐”。而且，三人均年事已高，姗姗来迟。事情颇复杂，而说来却很简单的是，二十世纪中叶以还，三十来年里，天翻地覆，内忧外困，中国学术自觉兼被迫与西方主流学术绝缘。近二十年更张易辙，慢慢复苏，知道那边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才有延请他们来访的可能与必要。毕竟，整个二十世纪，欧美文明养育的硕学大儒也就这么多，多数成长于世纪前、中期。迄而至今，身康体健，硕果尚存的，数都数得出来。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东边日出西边雨，没了就是没了。因此，搞点这样的交流，看看他们，再看看自己，想想大家怎么过好日子，还挺迫切呢！十余万万生灵栖息的土地，是人类家园中的一座廓然庙堂，既然“同等的关切”不谬，当然需要认真对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地极其认真地对待！
老先生对于中国是十分陌生的。看得出来，来华之前，德翁在心中已先描摹着一幅中国景象，或许，那就叫“想象的异邦”吧！这个“异邦”不是别的，她是早先的传教士、如今的《纽约时报》和汉学家们笔下的混合物。可能，外加一些他接触过的“华籍人士”的描述与现身说法。他问讲人权的主题会否麻烦，我说在大学尽管讲，他说好，其实半信半疑；他问在清华开会时讲可以，到法大给学生讲行么，我依然说尽管讲，他说好，其实还是半信半疑。据告，他来华前曾去了一趟德国法兰克福，询问好友哈贝马斯对于清华的观感，有关中国的舆情。事后我也才知道，行前曾有“汉学家”为智者虑，替他列了一个应当在华约见的人员的单子，据汉学家言，这些人私下会讲“真话”。而老先生携女友同游华夏，招招摇摇，据说是为了“挑战”。挑战？是的，向严守男女大防的礼教，外加共产主义的清教箴规，发起挑战，将自由的爱情光辉，从而将自由的精神，播撒校园。都什么年月了，老先生还想用用“男女关系”这个题目，说明他心目中的中国还是“芙蓉镇”上的街景。当前如今眼目下，中国人哪里有那么“道德”。要是真有那么“德性”，人人君子，倒也好了。其实，当今沸腾的这片土地上，男欢女爱，题中应有之义，发展的硬道理，算个俅事嘛！君不见，清华，北大，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堕入情网的大学生，小情侣，雌雄情深，脉脉款款，拥吻于湖光山色里，呢喃在曲径幽巷中。甚至于饭堂餐桌之侧、宿舍门墙之外，都在上演着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的人间有真情的出出活剧呢！而这，“上雅！”，才是美丽校园里的一道美丽的景色啊！除了宣称自己不是人或者装扮成答尔丢夫，谁有权力说青春男女不能这样做。笔者平生只知道有一个笑话，即政法大学曾经在九十年代初明文规定，“恋爱一般不宜公开进行”，“学生在校园里不准搂抱接吻、勾肩搭背”，并委派特殊学生身携相机，暗中偷拍，以为处分的证据。曾几何时，这一切，灿烂阳光下的臭鱼烂虾，扫进垃圾堆，雨打风吹去。去年，重庆一所大学将两情缱绻后一不小心只好做流产手术的大学生开除，而不是去悉心照顾和温情安慰，真不是人，真是心理变态，说明待扫进垃圾堆的臭鱼烂虾还有不少。（注7）话题收回来，毕竟，就像各路议员在议会大堂里骂骂咧咧，甚至老拳相向、板砖如雨，虽算不得优秀的民主，但总比结伙咆哮于街垒拿盒子炮烂打要好；让世界充满爱，柔情蜜意小资麻麻的，虽说不免甜甜的酸酸的，但总比大家只想着入党，都搞“斗批改”，整得彼此死去活来要好嘛！德翁对假想敌的估计犯了保守主义错误，源于一个“时代的错位”的认知理念，再次证明虽智者的澄明理性亦有蒙尘之处。难怪，在去长城的车上，他不止一次喃喃：吆嗬！高速公路呢！(well，well，highway！)。——言下之意，没想到。
说来话长，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智识分子，无论什么学科与层次的，都无法不使自己面对“中西文化”这一大框架来思考自己的专业课题，被迫在对西方社会与历史的研习中拷问自家，无论这个西方是西欧－北美的西方，还是东欧－斯拉夫意义上的西方。总起来讲，近世中国人力争从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来看待一切，希望获得世界，实际上也就是代表着富强文明的西方的接纳。包括入世和邀获“奥运”主办权，都是争取“被接纳”的努力的一部分。其间，用功之深，寓心之切，寄志之诚，几致反而忘记了自身。把话题扯远点，则一场噼里啪啦的“文革”，其实是此功、此心、此志历遭顿挫后形成巨大紧张，左冲右突中拿“我的父亲和母亲”出出气的临时性解脱之道，更是将“被接纳”推向悲剧。笔者在此这番铺陈想要说的是，现代西方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一个时空概念，如印度批评家阿希斯？南迪所言，它毋宁更是一种“心理空间”，西方不仅“在西方，也在西方之外”。（注8）我们今日研究法律法学，包括对于传统中国法律与社会的认识，将来中国所当有、所可能有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的设计，亦同样不得不在“中西法律文化及其传统”的纠缠中铺陈思旅，正说明了这一“空间”的无可摆脱性。这正是近代中国一切有关现代性的叙述的特殊语境，也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心灵之多一份扭结与悲沉的原因所在。因而，德翁慨言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煞是熟悉，其实倒怪而不怪。而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传统和现实煞是不熟悉，那才叫做不怪而怪呢！说来话长，广大亚非诸国族，它们的受教育者还有多少未受欧风美雨洗刷－洗脑的呢？！——包括上述校园里的卿卿我我小资麻麻的在内，究其根源，也与这欧风美雨脱不了干系呢！
相比而言，德沃金们就没这个必要了。早期的西洋曾经有过莱布尼茨《中国纪事》一类的书籍，为斯时的“中国风”添油加醋。“兄弟在英国的时候”买的一套青花瓷餐具，图案俱为明窑定式，小桥流水，隐舍渔樵，而产地却在老英，说明其来有自，当年的中国风刮的。汉学研究亦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积攒下浩繁资料。但是，凡此种种，特别是后者，读者诸君，始终不过是专业圈子内的事，对于整体的西洋文明，不曾如它们之于中国文明那般，恍兮煌兮，振聋发聩。毕竟，中国文明再厉害，但既无力烧凡尔赛，又不能到白金汉施展打砸抢，更没法咆哮“利益均沾”，那便没了佐证，谁信呀！因而，的的确确，粗略言之，近世西方是从自家历史里慢慢演来的，其学术和思想基本上一脉连绵，无有斜愣愣折断后再予庚续的苦恼，或者说，这苦恼已然在文艺复兴阶段消解了。职是之故，这两百年间，除了自家打闹火并外，西方文明凯歌高奏，似乎打遍天下无敌手，慢慢地，便营构出一种自足自恰的属性，并赋予其知识理路以如此自信。也就因此，基本而言，一方面可以说东方与中国是他们时时提起的话题，而不论通与不通，以至于笔者亲闻一名美国大学生慷慨激昂地要求中国将西藏归还给尼伯尔。另一方面，实际上只有少数专门从业者才会涉猎“比较文化研究”，法律领域尤其如此。但是，问题在于，近世西洋之战无不胜，如上所述，慢慢训就了一种理性的傲慢，使得其中的知识分子对于任何事物都敢于，也尽可以放言傥论。即便诸如将君子指认为贵族，小人就是平民的昂格尔，为了“证伪”，即标立中国为例，任意裁制历史，而并未感到有什么唐突。（注9）因此，虽然谦称初来咋到，对于实际问题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德翁初来“我大唐”便以批判文化相对主义为契，点拨中国既然已经按照西方模式改革了自己的经济，为什么却不能“改变”自己的文化呢？难道真存在一种叫做中国文化的实体吗？谁能保证它不是一种想象呢？而无论是改变还是改革，眼前不就有一个现成的模子在等着你去模仿吗！说真的，这样一种抹煞个体性的普适主义诉求，这样一种无视多元性的单一座标体系，这样一种公然要求别人拜师的大言不惭背后的文化优越感，表达的恰恰是与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两相抵牾的东西，而在在给人一种武断而蛮横的意味，一种理性的傲慢和知识的无知。还有，它也象传教士的教谕：改信吧，你们这些罪人，“蛤痢鹭鸭”！全不管信不信是我自个儿的事，凭什么我非要信你的。
其实，德翁的自信是西方－美国的自信的个体展现，德翁的“普适”也是西方－美国的“普适”的情境性延伸。早在来华前十年，老人家即已为《法律帝国》中译本写过这样的话：
《法律帝国》一书不仅旨在探讨我所熟悉的英美法律制度，而且也提出了一种普遍的阐释模式和实在理想。这种阐释模式和实在理想，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包括那些诸如像中国一样具有全然不同历史和传统的国家。（注10）
秉持如此的知识的自信，非盛世大国的臣民不能有。问题在于，如果这只是私人的话语，学院里吹吹牛皮，高诵“自决，还是不自决，这是一个问题”，（注11）倒也无妨。可假如具有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Kristol）等纵横家们的能量，理论指导了实践，甚至于如下文那个“最坏的人”一般，理论家直接实践，那世界可就好戏连台、砸锅卖铁了！那时，恐怕问题不再是“自决，还是不自决，这是一个问题”，而是“打，还是不打，这不是一个问题”。德翁是那般蔼蔼恂恂，雅致，真是一个可爱的老人；德翁的这些理念却具有如此浓厚的“一元化领导”气息，甚至霸道，未堪信赖。——难道，真如观堂所言，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
德翁就学和成长的岁月，也是其学思精进、法意渐熟的时段，正好是整个世界都被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的疯狂年代。两边的当权者，共同奉守着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亦即“911”后“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这一类的阶级阵线划分信条。将纷繁的世象简单化，复杂的人群类型化，典型的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后面，透露的则是心底里的惶惑、恐惧和杀气。那个时代，给各色人等的影响是太深刻了，谁能逃脱！走笔至此，我且斗胆姑为君子度，德翁既从“那时”走过来，如果“那时”的一切对他的学思与法意居然毫无影响，怕是万求不得。处万绪纠结之中，用世之志殷切，想超然而无以超然，此虽智者亦所不免，悲喜交加，佐证多有。——别忘了，德翁还当过美国民主党海外筹款委员会的头儿呢！德翁此来“我大唐”，对于可能的横逆本做好思想准备，倘演讲遭禁、便衣盯梢、参与者第二天即不见了，可能，反会激扬斗志，愈战愈勇。不料，此中国非彼中国了。学术就是学术，再借机生事，使出对付闻一多的招来，把我们这些书生太当回事，岂非更大的“时代的错误”！——这到底对谁好？其实，我们这些教书的，就爱说几句话，也就爱图个说几句话的自由，哈哈，“多大个事嘛！”德翁“在北京认真地对待权利”，本属常态的书生论学，或者像某人说的那样，“学术游戏”嘛，而前后明里间却牵扯到这些曲里拐八的，当事人各有担心和用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吾不知也。通达明智的先生们，你们给我一个说法吧！
老先生给人的感觉是十分的慈祥、和蔼，甚至于一介好好先生。从长城下来后，在饭店卫生间用手捧点水抹抹脸，憨憨笑说“我洗脸啦”，淳朴本色，书生无拘，尽显无遗。在法大的演讲后，与学生们青春激扬的问答恰恰相反，有一个蠢货突然问：“你对我们这所大学如何看？”他到这个学校，准确地说，到这个梯形教室，只有几十分钟。始则略有诧异，继则笑笑，充满理解地笑笑。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大学！”——他还能说什么呢？！不过，也不尽然。在清华第一天吃晚饭时，他的辨锋犀利，毫不让人，当众痛斥伟大祖国的副总统切尼是美国“最坏的人”，口气果断而决绝。
我常常想，像德沃金这样的学者，要是生活在一个没有法度的社会里，一个将学术规范等同于厕纸的大学里，恐怕一辈子要受气，委委屈屈过日子，顶多弄一个副教授，典型的穷教书先生而已。这个副教授，当然是刻下“我大清”的标准，而不是传统英国大学体制下的标准。要么，就在“五七”干校或者劳改队给摆弄糊涂，甚至給弄死了。——杨兆龙不就是杨兆龙们吗！学校的退伍军人房产科长要是不欺负他，专门拿他开涮，那才怪了；不学无术，但却会弄事的同僚，要不把他挤兑得连课都没得上，那才怪了！那时候，恐怕不只是黄口小儿说他“挺浅的”，可能还会有狗屁不通的“领导”烦他“没用”，讥他“老朽”，批他“反动”呢！
是否他也确实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才发出了“把权利当回事”这样的呼求呢！吾不知也；是否当今世界，事实上正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这类事情，所以才需要我们“同去”认真对待呢！吾不知也。通达明智的先生们，你们再给我一个说法吧！
2003年5月16日
于清华明理楼
注释：
1、凯瑞斯教授的讲题是“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与现实”，中译本载《清华法学》（北京）2002年第1卷第1期，页252以下。并详氏编ThePoliticsofLaw：AProgressiveCritique，BasicBooks，1998.
2、参详（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冯克利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导论：平等重要吗？”（南京：江苏人们出版社，2003），页1－1。
3、参详FrancisBacon，“PreparationTowardstheUnionofLaws”，inTheWorksofFrancisBacon(ed.withintroduction，notesandcommentariesbyGrahamRees.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vol.vii，at727-743.
4、罗纳德·德沃金著、李常青等译校：《法律帝国》（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页2。
5、参详（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冯克利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导论：平等重要吗？”（南京：江苏人们出版社，2003），页4，6－7。
6、参详：（德）赫尔曼·康特罗维茨：“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载《法律季评》（伦敦）1937年ccxi号，页326—430（HermannKantorowicz，SavignyandtheHistoricalSchoolofLaw，inTheLawQuarterlyReview）。
7、至于堕胎所牵扯到的伦理和宗教难题，则又另当别论。好在国人于此虽无炽烈理念，因而多有践踏生灵的恶行，但好处是面对现实，心理通达。
8、阿希丝·南迪：《作为摹本的敌人：殖民主义统治下自我的失落与回归》（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页xi（AshisNandy，TheIntimateEnemy：LossandRecoveryofSelfunderColonialism，New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1983）。
9、R.M.昂格尔著、吴玉章等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页85以下。
10、罗纳德·德沃金著、李长青等译校：《法律帝国》（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中文版序”。
11、在《认真对待权利》“中文版序言”中，作者（杜明和德沃金）写道：我们不能假设适合于一种文化的所有的东西，都适合于或者应该适合于所有的文化。纵观历史，强行推行外来的思想和价值观曾经带来了很多的悲剧，这种悲剧常常是由外部力量对被动的社会推行外来的思想和价值观造成的。在国际法上，我们对于一个文化强行把自己的实践和价值观强加于另外的文化的危害性的认识，导致了我们对一个国际法原则的接受，这个原则被称为自决原则。……自决原则并不仅仅因为一些价值观和思想产生于另一种文化，而阻止一种文化对于它们的接受。详罗纳德·德沃金著、信春鹰等译：《认真对待权利》（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页5以下。
方流芳：如何认真地看待学术游戏——读德沃金访华报告有感
德翁中国之行，京、沪、杭名校争相追捧，以德翁驾到为荣，一时成为法学界的盛事。德翁先后访问清华法学院、政法大学、读书杂志、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每到一地，场面常常热烈到连他本人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以他的政法大学之行为例，德翁在校长和一批教授前呼后拥的陪同之下，游览了长城，然后，驱车到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比预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当他走进校园的时候，上千名本科生已经簇拥在门口夹道恭候多时。德翁演讲的教室拥挤得水泄不通，教室外面还包围着一圈又一圈听众，以至保安人员组成一道人墙阻挡试图继续涌入的学生。[1]如此热烈的场面显然不能从单纯的学术兴趣得到解释，许多本科学生是第一次听到这位伟大法学家的名字，他们挤在教室外面什么也听不清，然而，他们似乎仍然能从拥挤中感到乐趣——不知是因为无所事事，前来凑热闹，还是追星风气造就的一种校园文化，总之，大学生不想错过校园里的热闹场面。德翁在中国的活动，与其说是学术交流，不如说是明星演出。中国学术机构通过接近“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抬高身价[2]，同时满足年轻人的追星渴望；德翁则想通过访问中国而传播自由空气。
德翁不至于如此幼稚，以至认为东道主是邀请他来启动一场围绕个人权利的严肃讨论，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与其他中国机构一样，大学也是在执政共产党的最终控制之下”。不仅如此，中国大学是共产党控制最为严格的部门之一。大学的最终决策者是党委书记，校长只是以党委书记为首的若干党委常委之一；党委常委决定系主任、院长之类官员的任免；经过中共中央组织部考核，教育部任免党委书记、校长，批准任免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在中国实行市场改革之后，共产党对大学的控制不仅没有松动，而且不断强化。在党委控制和扭曲的“市场化”之下，中国高等教育在近十年发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退化：其一，通过运用管制和资源分配的权力，教育部推出了固定的、以它自身为最终决定者的项目，诸如：“重点大学”、“重点学科”、“211工程”、“博士点”、“硕士点”、“社科基地”、“一本招生”、“二本招生”（每一个费解的术语都包含着足以写一篇博士论文的信息），围绕这些项目的寻租活动毫无例外地成为每个大学的头等“大事”；其二，以各种名目出售入学资格、学位和学历证书是中国高校的“创收”实践，校方、各院系行政官员和教授都是习以为常地参与“创收”和分享“创收”利益；其三，与国企的控制者一样，中国高校的控制者也是一些利益集团，这些人既精通寻租、“创收”，又会按“领导意图”说话，总之，他们深知如何利用中国的弊端给自己造就最大利益。在这样的大学里，官方组织的学术会议无非是做“秀”、造“势”、捧“场”和敛财。德翁指望在这样的学校、这样的学术会议上与中国同行进行实质意义的交流，这一指望似乎脱离他对中国大学已有的认识。
在德翁眼里，他接触的中国知识份子是一批典型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假装没有看到中国现实的人权状况；他们精通世故，只谈大而无当的抽象话题，小心翼翼地自我检索言论，以免惹恼政府；他们在外国人面前众口一词地对中国的前景表示乐观；他们甚至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享有政府默许的特权——只要不出格，就比一般民众有更多的自由发牢骚。德翁是一个让价值判断支配视觉的人，他的道德哲学使他无法认同这样一批中国崇拜者——他们努力在德翁面前显得象自由主义者，却缺乏自由主义者应有的道德责任。然而，德翁并没有看到：他可能和他的中国崇拜者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德翁之所以能在中国畅所欲言，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容忍——中国政府不是没有能力干预，而是不想干预或者不屑干预。至于中国政府的不理会是因为自信、谋略、开明，还是因为（按照德翁的理论）趋近认真地看待权利，这只有它自己知道。无论如何，德翁在北京享有言论自由这一事实让中国政府得分，犹如德翁的中国崇拜者不时说些“挠痒痒”话也让中国政府得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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