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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中共又开“两会”，再度以两位数狂增军费，增幅10.7%，军费开销达7202亿人民币(1143亿美元)。同期，经济增长减速，降到7.5%。可见，中南海对军力军事的重视，仍远远超过对国民经济的重视。按中国传统说法，仍是穷兵黩武；按朝鲜术语，仍是“先军政策”。
考虑到“六四”事件后，中共连年暴涨军费，已历24年，考虑到习近平上任后，首重军权，内外用力，再涨军费，则不足为奇。问题是，习近平能不能抓住军权？这是自毛泽东、邓小平强人政治之后，中共领导人十分担心而又头疼的难题。
即便邓小平本人，也曾为抓军权费过一番心机。为从华国锋手中抢夺军权，邓竟然策动中国跟越南打了一仗，数万中国年轻军人为邓抓军权而殉葬。随后，邓得以出任军委主席，握紧枪杆子。后来半退休，仍能以军委主席的名义，控制整个党和政权。这一控制，最终派上大用场：1989年，全国人民要求民主，呼吁邓退休；邓的回应，是出动军队、坦克和机关枪，血腥弹压，此举，保住了中共政权，更保住了邓本人的身家性命。
江泽民上位，军中全无渊源。但在与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的权力斗争中，江向邓小平密告杨氏要平反六四，触动邓敏感神经，邓江合谋，扳倒了“杨家将”。邓死后，江通过不断提拔上将等手段，深入军队。其间，众元老相继死亡，江从中取便，逐渐摸到军权。到胡锦涛接班，江依然紧抓军权不放，长期经营，直至十八大，保持了江对军队和党一定程度的操控。
胡锦涛继位，苦等两年，才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军委主席一职，但随后，整个任期里，胡被江系人马团团包围，军权完全被架空，以至于，在胡任内，党和军队的关系，渐行渐远，军队势力急剧膨胀而自行其是，最后，还发展出刘源、张海阳、周小周等军头与薄熙来密谋夺权的剧情。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发生后，胡锦涛中途放弃在意大利出席的“G8峰会”，紧急返国，并非因为新疆局势有多危险，乃是害怕自己被排除在军队调动的决策之外，进一步失权。
到习近平接班，就面临如此局面：因江胡恶斗，军队与党大幅度疏离，“党指挥枪”的党训，已经不灵；因薄熙来事件，不仅党内分裂，军内也分裂，各派系各事其主，彼此仇视，怒目以对。
如何收拾这副烂摊子？祸起江泽民，江以“自我降低排名”，假意表示“不再干政”；习近平上位，最初为江所推举，江也落得个放心。胡锦涛不想再入江泽民的圈套，力避与习近平对立，遂以裸退、全面交权，换取胡习“融洽”和胡退位后的个人安全。
至于习近平，既然一手接过党政军大位，首要之务，便是硬着头皮抓军权。上任之初，主要心思、精力都花在军队上。对内，频频视察军队，拉拢军头，为军人打气，增强军队供需；对外，有意激化与邻国领海、领土之争，趁机调兵遣将，强化自己的军事统帅地位；同时塑造自己强硬军事领袖形象，立威治军。
抓军权，习近平对内用劲，可以理解；对外使力，是从邓小平那里学来的招数。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习近平仿效邓小平，是否生搬硬套？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值得大大地疑问。
从今次人大女发言人傅莹的一番话，可见端倪。在回答日本记者有关“中国外交是否会更加咄咄逼人”的提问时，傅莹如是回答：“很多中国人的意见包括媒体人的意见，是希望中国更加强硬一些，尤其面对挑衅的时候，希望有更加强硬的姿态。”
傅莹的回答，体现习近平等人心思，似乎，对外强硬，来自于中国民意。殊不知，这等“民意”，乃是中共本身误导的结果。中共长期宣传、渲染对日、对美敌意，自然很容易让中国人对中日、中美纠结上心；设若中共长期宣传中俄边界争端、朝鲜对中国的三大威胁（毒品、假钞、核污染），中国人肯定更反感俄国人、朝鲜人。但中共长期隐瞒中俄、中朝交恶，导致中国人对涉俄、涉朝纠葛麻木不仁。
中共误导了中国民众，导致泡沫“民意”；反过来，中共又被这个泡沫“民意”所驱使，以为它自己真需要对外强硬。鸡生蛋？抑或蛋生鸡？恶性循环的心理感应，连中南海本身都糊涂莫名了。
习近平展示对外强硬，看上去用力过猛，可能酿成难以收拾的后果。比如中日冲突，若擦枪走火，惹来一场大战，中共并无胜算，一旦败绩，对内如何交代得起？如当年清廷处境。那时的习近平，不要说捞不着军权，还恐遭民众和军人共同抛弃。
习近平真要抓军权？不如改革制度，推行民主化；改造军队，实行国家化；建立法制，惩办贪腐。树民望，而树政望；得民心，而得军心。反之，就是舍本趋末，或本末倒置。一意孤行，则为祸不远。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3年3月5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xjp-030520131201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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