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发作的时候，人就像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镜，看什么都是一团漆黑。生命无意义，知识不靠谱，快乐就像不停地挠痒痒……人生无意义，因为人终有一死；可是如果永生不死，一直活到宇宙毁灭那天，似乎也很可怕……总之，这时的人看任何事物，都只能看到悲观绝望的一面，杯子永远是半空的，而不是半满的。

讨论某些政治话题的时候，有些人也戴上了同样的黑色眼镜。比如，如果当局权力分散，则没有实施政治改革的能力；如果当局权力集中，则不会有实施政治改革的意愿。按照这一逻辑，政治改革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更有甚者，还有人看到S曲线（通常用来描述新产品或新思想的传播扩散过程，起点和终点处平缓，中间陡峭，形如英文字母S）就感到万分悲观绝望，其原因据说是当S曲线接近顶端时，最后10%的工作可能要花费数十倍、数百倍的时间和努力才能完成。笔者对这种由S曲线导致的悲观绝望感到很难理解，因为S曲线在底端和中段都是十分令人乐观的。即使一条S曲线接近顶端，往往也会有另一条S曲线（另一种新产品或新思想）接上来。S曲线本身并无任何令人悲观绝望之处，但是只要你想悲观绝望，那么连S曲线都能让你悲观绝望。

最近则有笔者的朋友安替老师的文章《革命的推特、维稳的微博》，该文认为“微博服务器却是位于北京，被中国中央政府牢牢控制，不但对信息管理有牲杀大权，而且甚至有计算机接口可以直接操作服务器。”“控制了3亿微博用户的服务器，就是控制了中国所有微博用户的所有信息和关系。”而且“用网络分析、数据挖掘、地理标记这些计算机技术，中国中央政府不但能根据彼此互动情况准确画出全国异议人士的关系网，而且能通过关键字监控和语义分析，提前预测可能会发生的公民行动，乃至用户的意识形态倾向，通知各地公安机构，及早进行网格化布控，把对政权的威胁消灭在摇篮里。”

笔者认为上述论断未免太高估了当局的能力。根据笔者的经验，政府中的官僚们理解和运用网络的能力远远落后于民间，即使一项工作从技术上是可能的，也不等于他们就有能力来实施。这就好比拥有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不等于有能力阅读馆中所有藏书一样。

况且，安替文章中所说的“使用网络分析、数据挖掘、地理标记等技术，根据彼此互动情况准确画出全国异议人士的关系网，通过关键字监控和语义分析提前预测可能会发生的公民行动乃至用户的意识形态倾向”恐怕从技术上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诸如“微博上所有用户之间的互动”的复杂系统是无法化简的，对复杂系统的描述只能和系统本身一样复杂和难以掌握。这样的系统也是无法预测的，因为系统是非线性的，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也可能招致惊天动地的后果。要想知道这样一个系统的运行结果，最快的方法就是运行它。因此，当局虽然能够关闭微博，能够删贴封号，但是要想像控制央视一样彻底控制微博，恐怕是不可能的。

安替老师的文章还认为，现在微博已经成为了中央治理地方的工具，因此加强了中国的中央集权化，不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但这一推论的前提是中央政府能够彻底控制微博，否则微博的出现只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外增加了第三种权力，三方博弈只会使权力更加分散。中央政府依赖并不完全受自己控制的微博来控制地方政府，只意味着中央政府大权旁落。

至于安替老师文章中提到的地方政府游说甚至贿赂中央机构删除对自己不利的微博的“非法删贴”生意，这种生意可能有利于中央某些机构和官员为自己捞取好处，但是未必有利于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的治理。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权删贴的机构和个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最佳做法就是能不删贴就不删，删得越少越有人来送钱，至于中央的权威和控制力，恐怕就放到第二位去了。

其实从同样一件事中，我们既能看到乐观和希望，也能看到悲观和绝望。但是人们为什么会悲观绝望？为什么绝望总是有理？因为悲观绝望也是能够带来某种好处的：悲观绝望能够成为拒绝行动的理由，从而能够让人避免麻烦和危险。

约翰•穆勒说：“据我的观察，众人怀有希望时他却心怀绝望的，会给一大群人赞美成贤者。众人绝望时他却心怀希望的，反倒享受不了这个待遇。”这段话也可以成为“绝望总是有理”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