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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清算邓小平的“不争论”
北京80位意见领袖议政改共识（11）
《内幕》特约记者文仁整理
“不争论”摧残了几代孩子的语言能力
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先问一个问题，今天的题目是改革共识，共识是否要遵循邓小平的“不争论”？
（吴思：没考虑这个问题。）
我是语言大学的老师，我关心的是语言能力特别是语言能力的发展，“不争论”，给社会造成的（问题）和两极分化有关，和腐败有关，和《宪法》第35条被践踏有关，和宪法没有尊严有关，这方面，大家是专家，不是我能谈的话题。我是搞语言的，“不争论”这个东西对两、三代人的语言能力发展造成非常大的摧残。在现代社会来讲，我们这个国家不是一个资源大国，按人均算是更是一般国家。我们国家未来发展靠什麽？靠人力资源。而今天的人力资源不是肌肉，而是大脑、智力。
我是北师大心理系78级的学生，专门研究智力。最核心的智力是语言能力。但现在，我们的孩子从哪儿学习语言能力？那些不能再烂的语言课？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我们孩子的学习榜样却是赵本山、周立波。我欣赏赵本山、周立波，但这不是中国五千年文明汉人的语言。我们的资源在哪儿？靠舌头，不是靠拳头，说服人家，买我们的技术、产品、服务，跟我们交朋友，带我们，靠的是舌头，而不是靠拳头，更不是靠肌肉。但几代孩子已经在“不争论”的环境中语言能力发展已经受到摧残。
我非常赞成何方老师说要清算，我觉得首先要清算“不争论”，它固然带来了两极分化，固然带来了宪法没有尊严，固然带来了贪污腐败，但比这影响更深远的是，摧残了几代儿童和青年人的语言能力发展，甚至影响深到基因层面，对中华文化的基因是破坏性的，必须要破坏这些东西。现在说要走正路，不走邪路、老路，那什麽是正路，大家有共识吗？我想，在张木生的眼里，是抱着炸弹继续走，等死，不能找死。某些正路是不是这样？到底什麽是正路？这需要我们争论，只有在争论中，相对来讲，找到比较好的正路，才可能在什麽是正路上取得更好的一些共识。
所以，借这个机会，对十八大新的领导人提一个希望，我本人是老知青，这次十八大主要领导人很多都有知青经历，从老知青角度来看，我对他们的感情是亲近、亲切的，对他们确实抱有很大希望：如果五年之内把网上的封锁拆掉，让我们的青年人和香港、澳门的青年人一样玩Facebook或者浏览Youtube，使大陆青年享受台湾、澳门和香港青年那样共享网络资源的话，作为老知青，为你们喝彩、为你们敬礼、为你们欢呼；但如果给十年时间还拆不掉网上的柏林墙，我要骂你是大笨蛋，说给老知青丢脸，当年插队的劳动白干了，在牛灯下的书白读了。这些话，恰恰是十年前我想跟胡温说的话，五年拆掉为你们欢呼，十年拆不掉就是大笨蛋。我对胡温非常失望。
癌症手术，能否自己给自己做？
张木生（《中国税务》杂志前社长）
多数人的发言，我听了有很大的共识，这个共识基本上是普世价值观，在这里面，我是少数，为了不干扰十八大开会，我已经5个月拒绝了“八国联军”多家媒体和国内多家媒体的采访，但是，我们所办的14年《香港传真》，在这期间，反而给封掉了。所以，我第一想讲的是：要取得共识。
我非常同意吴思所说的允许看、大胆试、可争论。“可争论”太重要，就像小庆刚才讲的，你怎麽这麽怕人民？人民说说话，天就跨了？你说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都同意，但总要给大家找到一条正路。我第一个要表示的是，现在实践证明不是网上说的那样，就是一个平头百姓，一个退休老头儿，像我这样的人，说话都把我的《香港传真》给关闭，说明你们太虚了，也太笨了。
第二个共识是杜导正先生所说的，我们能不能先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所公布的第一个《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麽样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独立的国家，已经走了63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我们一开始所追寻的模式就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後很长时间是按苏联模式来走的，所以，斯大林那个所谓社会主义走向社会帝国主义，最後改旗易帜解体是必然的。
中国今天在政治上仍然是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上，小平同志解决了一个允许资本主义发展——明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但永远不承认，非说是中国特色。我看不出来，中国在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是哪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没有采取过的，都采取了，只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没做到，有的人喊了10年政治体制改革，但最简单的，比如最不透明的预算决算制度可不可以改？为什麽不在内部先改起来？为什麽税收永远是GDP发展的两到三倍？为什麽全世界都说我们的税收痛苦指数最高的国家，我们永远不承认？为什麽国家每年可以有3万亿的罚款？为什麽地方财政费已经大大的大於税，还要再搞土地出让这样坑蒙的土地政策？这些东西都没有改，所以最主要的是从根上讨论。
从根上讨论，就是斯大林所所搞的这套模式，曾遭到列宁反对。列宁在他去世之前有七篇文章是他的政治遗嘱，这七篇文章包括後来公布的《党内通讯》有几个根本性东西：第一，认为那7年，俄罗斯所建成的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官僚主义国家；第二，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因为他已经把书记处一个执行机构变成一个糟糕透顶的官僚机构；第三提出要搞一个工农检察院（也叫中央检察委员会），和党中央平级，不对党中央负责，而对代表大会负责，代表大会每年要开，这在苏共的九大、十大通过了，但没来得及实行，列宁就去世了。而毛所建立的比那个还专制。中国改革开放34年，经济上允许走资本主义，允许资本发挥力量，而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措施。
我刚从北美（回来），在北美我最深刻的感触是：人家20年物价没有什麽改变，我们的通货膨胀吓死人，而且不说实话；二是不仅是裸官在北美、加拿大，我去温哥华一个景区，前後左右说的都是中国话，裸商也走了，到任何一个景点都在说汉语；偶尔说外国话，是在中国的景点来的外宾。但有一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进口的好词有次序。我认为，简单照抄美国路子是没有前途的。福山最近的一本书说，这20年西方式民主国家在衰退、在减少。这些问题一定要找着自己的一条路，共产党自己改，是一条路，但很难。我们见过西伯利亚的片子，一个苏联医生给自己盲肠手术，我们现在做的不是盲肠手术，而是癌症，能否给自己做？还有一个是，不要共产党的领导，由社会来进行，对右派来说，这点也很难，一个要告别革命；一个不要共产党自己来改，前途是惶惑的。王力雄今天不在，他说得非常对：如果中国走颜色革命的道路，所面临的前途若解体，没有俄罗斯那样的生态底座，只能七块、八块，最後走向黄祸。所以，怎麽改？我觉得取得共识，首先允许说话。
（《内幕》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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