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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又一次“美国孩子家长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胡温时代结束了。习近平在闭幕讲话时说胡锦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说“前任温家宝总理和已经离任的同事们打下了好的基础”。然而，高度评价与现实国情是“两张皮”，“胡温新政”早就被社会大溃败的国情证明已经破产，社会肌体的细胞已经坏死，机能已经失效，只能依靠举国体制和运动式的治理来维持社会的运行。对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预测：“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社会动荡是短痛，如分娩时的阵痛，而社会溃败是长痛，如温水煮青蛙；短痛可能逼近中国人的“宪政梦”，而长痛会离“宪政梦”越来越远。
一、胡温无能导致社会矛盾难题“长期化”
十年前，胡锦涛和温家宝被“指袭”登基后，向人民承诺以民生为本，“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人民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被海内外众多媒体和某些一厢情愿的专家学者称为“胡温新政”。十年后，“胡温新政”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除了留下了宇宙飞船、航空母舰、高楼大厦、高铁和高路等GDP标志物之外，还给我们留下了“毒牛奶”和“速成鸡”，留下了雾霾和沙尘暴，留下了“求包养”和“援交”，留下了“十元店”和“卖淫妈妈”，留下了百万“裸官”和“美国孩子家长”，留下了“截访”和“黑监狱”，留下了道德败坏和价值虚无……
当胡温无能解决一个社会矛盾时，哥俩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就会说“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治理毒食品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治理环境污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打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治理打击“黄赌毒”、“有偿新闻”、“新闻敲诈”、非法传销、拐卖妇女儿童……都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当“人民的好书记”薄熙来案发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强调：“全党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与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对这种格式化的语言，中国人早在20多年前就听说过，但中纪委的调查报告说薄熙来20年前在大连工作时就是一个“严重违纪”的人。这里的“长期性”到底有多么长？我的理解就是要长到实现共产主义。当所有社会矛盾都变成“长期”后，就成为割不掉的毒瘤。
胡温主政十年实际上只干了“保八”与“维稳”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恰恰是社会矛盾突出的推手。GDP指标是中共执政体系运作的政治任务，对各级官员来说，其中不仅有个人的政治利益，而且也有个人的经济利益（约定成俗的回扣）。经过多年的大跃进，“GDP主义”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政治遗产，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例如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社会道德滑坡等。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这时候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无营利的宗教、协会）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者减少货币化对社会公平的冲击。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效助手，而在保护社会方面毫无建树。例如在房地产开发中，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方式和政府职能，使一些地方政府走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上，政府给动迁户的钱不是市场价，而是“补偿”。在各种对立中，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你想使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干点“破坏稳定”的事，领导认为“上访就是破坏稳定”，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去破坏，你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经验被普遍推广采用，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收买群体上访人中的“叛徒”，以“人道主义援助”名义与上访人进行“私了”，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完全是人治化的。面对群体事件发生时，政府领导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公安机关把大量警力用到维稳上，造成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力不足，积案不破导致民众有案不报，从容了犯罪。瓮安事件发生后，遭免职的县公安局长申贵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些年我们有50%以上的案件没有侦破……公安的威信自此扫地，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作为公安，这两年我们的非警务活动比较多，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比如，遇到群体事件就出动警察，这种“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们去做。”
由于“维稳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增设“维稳办”、“综治办”、“上访学习班”，“驻京办”、“黑监狱”等机构，进入“敏感时期”，还要动员各个部门轮班截访，造成国家的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开支。目前这种“运动式的维稳方式”，不仅严重增加社会成本，而且破坏了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政治伦理上削弱了政府形象，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黑龙江伊春上访女子陈庆霞因常年上访告状，被当地政府安置在一所医院废弃的太平间（停尸房）里，限制人身自由长达3年。陈庆霞的丈夫宋立升患有精神分裂症，2003年非典时他毁坏了拦在路口的栅栏，警方将其拘留15日，随后被劳动教养1年9个月。陈庆霞以对其丈夫被劳教不服为由，多次进京上访。2007年，陈庆霞领着12岁的儿子在北京上访时，遭到当地信访办人员的截访，她与儿子跑到公交车上，她被拽下车，而她的儿子从此下落不明。她被押回伊春后又被劳教1年6个月，双腿“在劳教期间被打残”。劳教期满后政府“出于人文关怀”把她安排一所医院的太平间里，每天由政府派的四个人轮流“照顾起居”。
中共最担心的不是社会不稳，而是政权不稳。一些解决民生问题的“荒政”因为领导的担心而被束之高阁，平民百姓是维稳的最大受害者。一个收入分配方案搞了八年，仍不能出台；天下苦于户籍之苦久矣，仍没有取消现有户籍制度的时间表；企业退休工人哭天喊地，养老金双轨制合并统一没有时间表……更大的危害是，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领导的担心而倒退关门，失去最佳改革时机，导致特殊利益集团坐大，社会失去了对其应有的制约。李克强总理在“两会”闭幕答记者问时说：“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
二、胡温失职导致国家走向“碎片化”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庄礼伟在《国家“碎片化”的根源与治理》一文中说：“一般来说，独裁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很难会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独裁发展论’以GDP增长率作为其合法性依据，但留下了社会涣散、国家失败的隐患。独裁统治往往只是使国家拥有团结稳定的表象，却难以创造国家真正的内在和谐，它只是暂时用一个铁丝笼子把整个国家给箍住了。这种社会可能会有一个光鲜的外壳，像一个巍峨的城堡，但内部已经粉末化、碎片化了。”
国家碎片化具有广泛的含义，不仅指国土分裂，也包括其他一些表现形式，可以分成两大类。
1、国家社会结构上的碎片化。
国家社会结构上的碎片化，表现在富人和穷人的阶层化，新权贵阶层已经形成，血统继承则将阶层固化，社会阶层流动的道路受阻，向上的通道开始向底层关闭，统治利益集团的人世袭国家权力并利用权力寻租，任何资源、项目、工程必须通过关系与统治集团分享利益。公共服务成为敛财工具，“主人”不花钱根本办不成事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0多年来，中国的人事制度改革，已经改到了魏晋“九品中正制”，开创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中国特色新局面。为了保证“红色江山万代传”，“太子党”全面接班，不仅接管了国家党、政、军的高层权力，还掌管各大垄断性企业、财团，乃至是西方跨国公司的代理人；他们控制国家金融、投资、矿产、土地……他们正在瓜分和掏空中国。
中国官职的世袭化，不仅体现在“太子党”全面接管中央及省部级高权，还体现在市、县、镇、乡乃至村，中下级权力家族化，甚至公务员也在世袭化。中国的社会阶层已经固化，令平民子弟难以有前途。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曾在某县挂职县长助理两年，其间他统计了一个县级政权人事表，在80万人口的中县，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比如张泰康家族，他曾任县委书记，其妹张梅芝是县政协主席，妹夫是卫生局长，表弟翟兵宝是畜牧局长。张有8个子女，儿子张立志是北山海关关长，大女婿是旅游局局长，二女婿是医院院长，四女婿是副区长……该家族共有官员10多人，而其大女婿张保彬家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两家可谓政治联姻。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地方中下级政权实际已成为家族政治。从中央到县乡，中国权力世袭已制度化。
“政治家族”导致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好部门、好职位，都被官员们垄断。福建屏南财政局下属招聘职员，条件是为副市长陈辉之女量身制定的，为“萝卜招聘”；江西武宁县招公务员，明文规定“非正科级干部子女不得入内”；汕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陈文铸把20多名亲戚聘入其管辖部门，把持核心业务，并为此解聘了7名贫病职工。东南大学毕业生唐海情在贵州省公务员招考中，报考碧江区检察院成绩第一名，但却被拒绝录用，原因是“体检中梅毒血清特异抗体测定呈阳性”。之后，她先后到省人民医院等三家医院做了检查，而检测指标均呈阴性。尽管贵州官方和其指定的体检医院武警贵州总医院否认其背后有“猫腻”，但该医院的“猫腻”早在2011年12月2日就被《中国青年报》捅破：在贵州省和贵阳市2011年年度公务员招考中，贵州师范大学毕业生李伟等10多名考生的经历与唐海情有过同样的经历，其中的李伟“体检不合格”后，他以一个普通人身份再次到武警贵州总医院体检，结果所有检查项目都合格。由此可见，贵州人事局与武警总医院是故伎重演。
从李伟到唐海情，谁都看得明白，在国家公务员录用中，官医勾结，玩“猫腻”，再通过面试加分“劣胜优汰”，挤出平民优秀子弟给“官二代”、“富二代”腾出名额倒出位置。虽然这些“猫腻”在媒体上一再曝光，但是类似现象却禁而不止，越演越烈，有如官场贪腐。官员们明里强调“依法办事”，暗里“猫腻”无穷，以至“潜规则”都变为了“明规则”，“幕后操纵”变为“明目张胆”。
自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它给所有读书人以通过科考而非拼钱、拼爹、拼关系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近代大学高考，也是贫家孩子翻身之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平民子弟还可以靠苦读、才干，改变困苦的命运。但在“胡温新政”下，已没有了这种“好事”，穷人就是倾家荡产，供子女上了大学，其毕业后也是找不到工作。在这个“和谐”“稳定”的国家，平民子弟向上流动的路多被堵死，好工作、好职务都被“官二代”、“富二代”霸占了，以至公务员都在世袭。 现今中国，平民家的孩子干啥去？考大学，会像罗彩霞那样被“官二代”冒名顶替；考公务员，会像唐海情那样“被梅毒”，或像史进利那样因与公安局长儿子竞争而遭跨省追捕；进城卖菜，城管会踢翻他们的菜篮子；女孩子给人洗脚，又会遇到“邓阿大”；富士康虽然有“十五跳”，但要去的还是挤破了门槛……平民家的孩子该干点啥好呢？是不是只能做“失足青年”、“失足妇女”呢？
国家社会结构上的碎片化带来了社会底层大溃败。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生命。于是，就有了“失足妇女”，就有了由下岗妈妈组成的“十元快炮店”，就有了满大街的“求包养”广告，就有了丈夫为妻子卖淫“保驾护航”，就有了怀孕九个月仍然坚持卖淫，就有了母亲与女儿“同床卖肉”……更严重的是，底层人之间互相加害和残杀：煤矿打工农民以介绍亲属名义骗同乡甚至自己的亲人找工作，靠人为制造矿难来骗取赔偿费，电影《盲井》中的情节不断真实上演；对社会不满者把报复对象选择在无辜的小学生身上，连环校园血案造成中国孩子上学要由警察护送的独特风景线；为母治病而劫持人质，有关伦常血案的报道不绝于耳……新任总理李克强在“两会”答记者问时说：“这些人如果陷入生存的窘境，很容易冲击社会的道德和心理底线。”
当特殊利益集团占尽了所有的优质资源，却还要拼命挤占底层者那匮乏的资源之时，当底层生存的空间已经被挤压到，只有靠出卖生命才能换回些许银两之时，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在这样的底层集体沦陷之后，那些轻易放弃生命对资本进行妥协，那些靠底层相互杀戮来获取生存钱财的人性“盲井”，不会前赴后继地出现呢?
“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这不仅是“美国梦”，也是全人类的“同一个梦想”，因为它是人类社会一项基本的人权，是普世价值观。平等竞争权的核心内容是平等的市场准入权，也就是不加歧视的就业权、任职权。而在“胡温新政”下，在社会资源分配的各个环节，“富贵者恒富贵，贫贱者永贫贱”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阶层的板结已经形成，权力与财富正在形成一个封闭循环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最大威胁，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同时，社会撕裂、阶层对立、平民绝望的局面已经形成，使整个社会散发着一种火药味。
2、国家政治结构的碎片化。
国家政治结构的碎片化表现在国家的法治和社会秩序分崩离析，各级政府失去公信力，政令不通，公权扩张，地方政府官员的独断专行已经使华夏大地形成了一个个上抗国家权力和国法、下压黎民百姓的封建土围子。
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权力首先碎片化，其表现在权力的失控，“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中央政府严格土地审批权，但地方政府少批多占，圈地炒地皮，抬高房价。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得野蛮拆迁，但是各地拆迁圈地过程中自焚跳楼事件不断发生，血腥拆迁却愈演愈烈；中央政府和法律一再对污染企业祭出重拳，但是一些地方政府依然我行我素，百姓苦不堪言。广西防城港市有关部门以红头文件公然对抗中央决策，纵容当地盛隆冶金有限公司严重污染空气并造成水污染，影响农业、渔业和农民健康，而忍无可忍的村民求告无门。
国家政治结构的碎片化还表现在公权私用，国家权力变成了“公仆”们的看家狗。薄谷开来在重庆市委和市政府没有任何职务，但她可以直接命令王立军以贩毒拒捕名义设置假现场击毙海伍德（因王立军反悔未遂）；她用公权力搞到普通人搞不到的氰化物，直接带领市委办公厅官员张晓军去给海伍德“灌药”；她杀人后马上找王立军谈话，并亲自指挥王立军的4名部下把海伍德变成了一个“酒鬼”；她与王立军有了矛盾后，可以指挥市纪检委和组织部对王立军的多名部下进行诬陷迫害。薄瓜瓜一个在英国读书的孩子，却做起了跨国大买卖。海伍德向薄瓜瓜往来邮件，索要项目预期收益十分之一的赔偿，即1400万英镑（合人民币2亿元）。什么样的“土地项目”能使海伍德获取如此高的利润？一个“只做家务”的夫人，和远在英国靠“全额奖学金”生活的学生如何能够搞到这样一个天文数字的大项目？
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腐败已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当多数的民众成为腐败的参与者与制造者，腐败已经完全社会化。官员运用权力来寻租，企业就以金钱开路，而平民则希望“出点血”摆平麻烦或者办成事情。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腐败的氛围之中，对腐败问题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邪气公开肆虐，正气难以张扬。
国家政治结构的碎片化直接带来了社会大溃败，并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信息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社会大溃败甚至蔓延到军队。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披露：“一段时期，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在军队也有反映，个别领导干部玩物丧志、蝇营狗苟、贪污腐败，影响极坏。”第二炮兵某部少张西南披露：“不知从何时起，纪律松懈、作风涣散的问题在队伍中悄悄滋生蔓延，有的对上级的决策指示、部署要求，不是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而是以各种名目钻空子、打折扣、讲价钱。人情面子大于军纪，个人利益大于军纪。有甚者公然堂而皇之违抗命令，明目张胆另搞一套，不以违纪为错、为耻，相反，会变通者为“聪明”，敢顶风者“有魄力”。而这些严重违纪的现象，有的并没受到应有惩处，甚至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无视命令的现象已经如此严重，再不坚决有力地遏制、整肃，强军目标就无从实现，一旦打起仗来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三、胡温渎职导致社会管理“荒废化”
在社会管理上，胡温十年是不作为的十年，是渎职的十年。他们荒废了朝政，荒废了政务，荒废了社会管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理想国”，留下了一个无比“幸福”的“和谐”社会：这里所谓的“人民”，是一个虚拟对象，没有实在所指；这里所谓的“主人”，要給“公仆”下跪、唱赞歌；这里所谓的自由，都是“第22条军规”；这里所谓的法律，都是给无权无钱人制定的；这里所谓的选举，都是99.99%当选；这里所谓的听证，都是一群“托儿”的表演；这里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和“与市场接轨”，都是对黎民百姓的抢劫。
在一个正常社会，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即使调解社会矛盾也要放权于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然而，在中国唯有政府没有社会，所谓的社会民间组织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政府是“公司化经营”，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当政府与民争利时，当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政府公开干预不利于“维稳”,民间组织又因官方背景而没有公信力，因此使用黑社会这类高效的特殊组织进行暗中操纵成为最佳的选择。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去赶走老业主；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会向政权渗透会危险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担心黑社会垄断市场会侵占自己收“保护费”的地盘，所以要不断“打黑除恶”，既要通过“打黑除恶”来赢得民心，又要“养鱼执法”培养新的黑社会。所以薄熙来的“打黑”变成了“黑打”，他与王立军在重庆建立了24个“渣滓洞”（打黑基地），当年国民党对付许云峰和江姐的“老虎凳”、“头罩”、“吊绳”等刑具在这里都能看到，所有被抓进来的民营企业家没有不“供认不讳”的，据李庄揭露，重庆打黑没收了上千亿元的资产，而国库显示入库才9.3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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